▲位于龙海南太武山上的摩崖石刻，系阳明后学李材谪戍镇海卫时所题写。

▲位于平和县城阳明公园内的王阳明塑像

◀明崇祯年间，黄道周为平和王阳明公祠所作的碑刻，现存于平和县博物馆。

纵观王阳明一生，先后“两次半”踏入闽地：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1507年)，赴谪龙场途中，迂道至武夷山;第二次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巡抚南赣，总制汀、漳二府军政，亲履漳南平乱，奏设平和县治;半次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奉敕赴闽勘处福州叛军，行至半途，听闻宸濠反变而返起兵，故称半次。

其心学在福建也得到广泛继承、弘扬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一大批福建士子文人。可以说，王阳明的功、德、言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阳明学与闽学、闽南文化相融合、互促进。

王门学者仕宦福建

明正德以后，一大批亲得王守仁之炙的阳明弟子及其后学入闽任职，随地讲学，传经布道，深度影响福建学风，更是影响了一代代福建人。仅嘉靖年间就有近30位王门学者仕宦福建，万历、崇祯年间则是更多。如巡按聂豹、参政黄宗明、按察使邹善、提学耿定力，还有知府施邦曜、郡府推官黄弘纲、知县何春、县邑教谕刘邦采，乃至谪戍镇海卫陈九川、李材……他们利用在闽的政治影响力，不忘阐发王学根本，讲授不止，一时蔚然成风，从学者声势浩大,风靡八闽大地。

明万历年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的阳明再传弟子徐用检，启发、改变了泉州学子李贽的学术，李贽不惜以“被诱惑”而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又如谪戍镇海卫的阳明再传弟子李材持续“聚徒讲学”，不遗余力地弘扬传播王学要义，以至“学徒益众”，还定期到漳州龙江书院、南靖安福寺等地讲学不辍，以致阳明学在漳郡勃兴振发，吸引八闽学者踏至而来，成为福建王学传播中心。仅《正堂书稿》就收录了李材与潘庭礼、吴道濂等数十位闽籍阳明后学的学术问答。之后，还到武夷山开堂讲课，其门人提学副使徐即登还修建“见罗书院”，供其讲学，广招延平、建宁诸府的门徒，让“闽之士耳目新安久矣，能一旦得习课，而脱然于章句之外也乎?又能一旦因习课而豁然于课之先也乎?”

还有万历年间巡抚福建的许孚远、崇祯年间执宰漳州的施邦曜等诸多阳明后学，学宗良知，力传阳明心学。叶向高赞曰：“(许孚远)先生在闽，抚政之暇，多延见士大夫及诸生讲明理学。闽人故株守紫阳绪说，不敢为高论，而先生尺尺寸寸，一禀于伦常，其词旨贯穿淹洽，听者忘倦，以是多所感发兴起。先生又创共学书院，置膳田，风教大行矣。”

施邦曜则身体践行阳明心学，力施仁政，遇旱为祷，遇饥煮粥，恤孤怜穷，扶善锄强，治漳之功有如阳明平漳之绩,被郡民誉为“后一文成”。

阳明书籍在闽传播

一批阳明学书籍在闽刊刻或由闽人辑刊，推动了阳明学在福建传播发展、发扬光大，甚至传播、影响到海外。

明嘉靖三年(1524年)，时任余姚知县的泉州人丘养浩，将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的诗文编成《居夷集》，刻于余姚，是现存最早的阳明先生诗文集，可谓珍稀之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陈九川在镇海卫根据漳州、福建学者的实际，对《传习录》进行校正、删复纂要，编辑成六卷，再经聂豹在福州养正书院重新刊刻发行，成为当时福建推广王学的重要书籍，让民众得以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地学好阳明学。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湖广佥事冯应京逐出麻城的李贽等人，应工部尚书刘东星之邀前往山东济宁，入住漕河衙门官署，闭户研读、抄录《王文公全书》，终成一部“嘉惠后世之君子”的不朽文献——《阳明先生道学钞》。

明崇祯初，漳州知府施邦曜深感《王文成公全书》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遂将其分门别类，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辑为《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并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与《王文成公全书》(隆庆谢氏刻本)并列为王学著作的两个重要版本，为后人翻印阳明著作的基本资料，将阳明学的传播发展推到一个新的巅峰，甚至为阳明学向海外的传播发展作出贡献。美国人亨克于1916年出版的《王阳明的哲学》，正是刻于平和《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的英译本。

在闽重刻《传习录》、在漳首刻《阳明先生集要》，以及闽人辑刊《居夷集》《阳明先生道学钞》……使得阳明学在福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强大的学术思潮，深度影响福建地域文化的发展。

闽南文化心学因子

闽南是朱子过化之地，也是阳明学的重要传播地。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影响着一大批闽南士子文人，并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所言：“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杰出人物李贽，受王阳明不盲目迷信“经”的启蒙影响，打破僵化思想的禁锢和束缚人性的教条，形成“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念，提出“童心”学说，将阳明先生的亲民、担当精神与福建人的特质禀赋有机结合，高扬初心意识，成为福建地域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提倡自由经商等观念，无一不是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漳浦人黄道周在《阳明先生集要序》《重建王文成公祠碑记》等文中，毫不掩饰地流露了钦慕阳明之意，发出“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那种“因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下”的遗憾与感慨，并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在讲学时多有引用陆王心学观点，以至清代学者袁翼认为：“石斋(黄道周)湛深经术，私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

清代名臣、安溪人李光地虽学宗程朱，但也积极汲取陆王心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光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疑似。”

近代文学大师、漳州人林语堂致力倡导闲适、性灵的文学风格，与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公安派的性灵说一样，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甚至认为“聪明以为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不可以做，就不要做;聪明以为不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可以做，就去做。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善良，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诈……所谓善恶，无非良知，行事凭良知，一切都会好，行事凭聪明，一切都会坏。”可见，出生于阳明奏立之县的林语堂，其思想、文风吸收了阳明心学的精髓。

阳明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对闽南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潜移默化改变了闽南人的思维方式，使得追求思想解放、冲破限制束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因子，强化了闽南人崇尚实用、追求功利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推动闽南人形成冒险、务实、多元的人文特性，促进了闽南人由“重农抑商”向“重商经商”思想观念的转变，形成“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