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是中国近百年来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文化巨人。他们之间的『离合』岂是『恩怨』二字说得清的。但要说起他们的西装与长衫，还是有一番来历可说的。

林语堂出生于平和坂仔一个乡村穷牧师家庭，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中西两股文化基因。一个从小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林语堂，穿着西装出现在公共视野也就显得顺其自然。而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在传统文化沃土中长大的鲁迅，一生钟爱长衫也同样不足为奇。有趣的是，林语堂虽然穿得很潮，观其一生，他却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他的西装下裹着一个新道家传统;而鲁迅虽长衫一生，却又是一个十足的先锋派，他的长衫内藏着摧毁旧世界的新思想，二人对比十分鲜明。

鲁迅留日时，有感于国内同胞之愚弱，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他弃医从文，以笔为器，展开一场漫长的厮杀。这时候的鲁迅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的思想。面对积贫积困、列强欺压的旧中国，鲁迅强烈渴望改变这个世界。留日归来，胸怀利器的鲁迅时刻在关注时局动向。后来，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一经发动，鲁迅便毅然投身其中，成为一员主将。鲁迅如一个伟大的灵魂工程师，把手中的笔，化作锋利的钢刀，先割去日渐溃烂的痈疽，再剔开表层去刮骨疗毒，然后朝着昏昏沉沉的国民一声惊雷般地呐喊，让其灵魂觉醒过来。这时候的鲁迅是穿着长衫的先锋战士，冲在中国民主及民族革命的第一线。

而与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为何不先锋一下呢?按说，年轻的林语堂在欧美求学多年，那时的欧美正处在工业全面兴盛后走向危机时代，各种思潮分流涌动——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相继登场，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席卷世界。然而，林语堂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似的。

一九二三年，林语堂取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当了北大教授。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分化，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与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激战正酣，林语堂毫不犹豫地站在『语丝派』一边，与昔日有恩于己的胡适他们展开论战。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穿西装的林语堂，与穿长衫的鲁迅并肩战斗。

然而，一九二七年是林语堂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恐怖屠杀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激进者的头上，像林语堂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从历史的潮头急剧跌落下来。他开始变得沮丧、徘徊。他不能同鲁迅那样的坚韧者一同前行，又不愿不能改变自己，最终走上另类独善之路——这正是鲁迅批判的第三条道路。他徘徊在前进与转向之间，人生一下变得尴尬。作为一同右转的周作人一语道出，这种尴尬是一种悲剧的角色。同鲁迅及左联同志们的激情相比，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可以说，林语堂至此还没找到自己。那种以笔为刀的厮杀不适合林语堂。但在动荡的时代大潮中，坐下来清谈人生又显得那么另类，为时代所不容。反过来说，清谈也不是林语堂的初衷，是强作从容的另一种表达。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文人，想当一个旁观者都难。幸好，正在徘徊犹豫的林语堂，迎来生命中的一个贵人——赛珍珠。

一九三六年，应赛珍珠邀请，林语堂离开饱受战乱的祖国，举家旅居美国，开始潜心治学，让他拉开距离重新审视饱经沧桑的祖国。当他转过身来时，他发现中华几千年所沉淀下来的文化，是那么的智慧和美妙。美与丑，糟粕与精华，他看得更加清楚。正是这次转身，林语堂才真正系统地形成了他的历史观、文化观及他的人生观。这是一个成熟的林语堂，一个没羁绊的林语堂。从一九三六年旅居美国至一九六六年回到台湾三十年间，林语堂的创作进入喷薄期，他写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向西方人系统地介绍了东方中国文化，赢得了国际声誉。这种闲适性灵的笔调，上承老庄、柳宗元、苏东坡，下启公安、竟陵、晚明小品。虽然西装革履，虽然身在海外，但他的根仍在中国传统的山水哲学之间。

传统与先锋，如西装与长衫，体现了林语堂与鲁迅的本质不同。鲁迅穿着长衫，然而他的绍兴花雕酒壶里却装着烈性酒;而林语堂穿着西装，他的西洋琉璃瓶里却装着温情怡然的糯米酒。不同的风格，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丰富性。在那个时代，鲁迅和林语堂都交出各自不同的答卷，令后人看到他们各自的选择——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困的现状，他俩各自开出诊方，鲁迅直面人生，坚决主张动刀子，快速去除病灶;而林语堂则从文化自身规律，主张采用温和的中医疗法，对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开出一剂抚慰心灵的良方——用传统的文化去感召受伤的心灵。鲁迅是穿着长衫打西洋拳击，刚劲凶猛之下，遍地鲜血;林语堂则穿着西装在打太极拳，一招一式，在于强身健体。鲁迅像斗士，一直冲锋陷阵，而林语堂更像和平医疗队，在后方开展一场心灵的救治。然而在鲁迅看来，在内忧外患一片废墟的家园，还在自己的小天地写着闲适文章，多像在炸弹刚炸过的地方，端着一杯咖啡在慢慢品味之后，说这地方可以种点花草。而林语堂则认为，笔就是笔，既不是刀，更不是枪，在时间的长河里，艺术文化应该跳出阶级的范畴去观照后人，这也正是他们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