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旧广播站集体宿舍的那阵子，害怕雨天。从宿舍到大街有一段七拐八拐百来米小巷，巷子很窄，顶多两米宽。沿巷子各家住户的屋顶都装有铝制圆筒朝向路面，大雨倾盆时，屋顶水龙勃发，地面水花喷溅，走路或骑车经过须得小心躲避。有时拐弯处突遇对面来车，须得刹车减速，转向避让，互相举高或压低雨伞，方能相安无事地擦伞而过。倘若对向来的是女同志，眼看她在两人交会的瞬间要刹车，下车，扶正车头，再扶正歪向一边的伞，再抬头相望。有互相认识的，止于一笑，若不相识，也是止于一笑。这笑不是真笑，是尴尬。而我们男同志大抵仗着身高脚长，脚尖踮一下路面，车子就能保持平衡。一手打伞一手把车，在城市大街上习以为常。但在宽不足两米的小巷则要小心翼翼。响铃与慢速，成为巷子里交通安全的两个法宝。走过这条小巷，心里有时会想起戴望舒诗歌《雨巷》“悠长悠长的”的美感，可现实摆在面前的却是“冷漠，凄清，又惆怅”。过小巷，要躲天上雨，躲屋顶水龙，躲拐弯来车，不胜其烦，于是雨天能不出行就不出行。

但是碰上雨天连绵，老在宿舍闷着也不是办法。宿舍只有两层，二楼屋顶水泥预制板会漏雨，一下雨我就提心吊胆。邻居有淘气小孩爱在屋顶玩耍，打篮球，有时吃完冰棒会故意拿小木棍撬开预制板缝隙间的沥青。每每预感天气要变，我都得先到楼顶查看预制板之间的缝隙是否被挖出新的小孔，回到宿舍还不放心，就要预备脸盆，放在床中间，那是最常漏雨的位置。那时候我对幸福的要求很低，每逢夏季大雨滂沱的午夜，只要抬眼看见天花板不漏雨，我就觉得很幸福。但是，夏天风大，前窗后窗都能渗入雨水，久之，窗台周边石灰墙壁霉变，黑不溜秋，住在里面，整日要与两只巨大的“黑眼眶”对视。楼下更惨，周边排水不畅，雨水蓄积成湖，落叶、塑料袋、卫生巾等等如死鱼漂荡着。为此，除了下乡采访，平日里我尽量待在新落成不久的广电大楼。那时，广电大楼是县里首座带电梯的高楼。我在五楼办公室里坦然看着窗外的雨，有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英雄气概，一直到了睡觉时间才无奈地回到宿舍。

雨天外出除了带雨伞，还可穿雨衣。但雨衣令人更难受。雨一淋，雨衣紧巴巴地粘住你，整个身子被胶布胶住似的紧绷。雨衣不同于风衣。穿风衣的一进门就脱下，挂在衣架上，风神潇洒，气派。雨衣脱下不好找悬挂的地方，而且进门时脱下过一会儿再出门时又还得穿上，又湿又凉的感觉犹如蟒蛇贴身。

雨伞雨衣还有雨鞋，雨天给人类世界造成的一系列麻烦，人们从头到脚逐一予以应对，创造出相应的抵御工具，逐渐造就了一种套子里的人。恼雨而雨无处不在，看似远在天边，转眼间就可能落到你的头上。而有时，雨云看似集结在你的头上，但是雨点却迟迟不肯掉落下来，让你赤土生烟、望眼欲穿。有时你刚要出门办事，大雨突然哗啦啦泼了下来。人们为了生活被逼着风雨无阻，向不可违逆的大自然展示“栉风沐雨”的豪迈，虽然我也很愿意相信什么“雨后见彩虹”的励志鸡汤，但我从心里认为那根本就是一种无奈——非要迎着风淋过雨才能见彩虹吗?

下雨造成的影响和不便根据不同的行业而有区别，靠天吃饭的农民首当其冲。小时候的记忆中，只要天一下雨，父母亲和叔伯们就得在家吃闲饭——焖咸菜饭吃。大人们一闲下来，牛也就跟着赋闲，假如雨天刚好是周末，我们小孩子就常常被吩咐牵牛去田埂上吃草。公家的水稻田田埂很宽，牛庞大的身躯也能行走其上——后来分田到户之后，各家各户为了多插一行秧苗，宽宽的田埂生生被切成一条细线，牛再也上不了田埂了。有的田埂窄细到甚至连壮实一点的人走过都会垮塌，像我这样从小走惯了田埂的人都觉得不适应。碰上雨天，我头戴斗笠，上身裹一块塑料薄膜。薄膜在脖子前打一个结再戴上斗笠，全副武装的样子。碰上雨大风狂，则一只手夹紧薄膜布垂下的两角，另一只手牵着牛绳，双眼盯住牛，提防牛的大嘴巴凑向田里的禾苗。人在田埂上是倒退走的。若是披着簑衣，粽毛扎着脊背，如芒刺在背，很不自在，为了减轻芒刺的感觉，我要尽量缩身挺直腰杆，尽量不转身弯腰什么的。那时颇为敬佩牛，它皮厚体壮，从来不惧风雨。因为雨，我的山野生活记忆中有了一段与牛近距离接触的风景。不止那时，即使时至今日我也在想，人类何时才能像水牛那样，练就在暴雨中也能悠闲吃草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