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是由王阳明以承继孟子心学、象山“心即理”等学说为先驱，加以自力证悟，独成系统，并由其弟子后学传承发展，兴盛于明代末期，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之学。也可以说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经世致用为为学目的的道德理想主义哲学。因此，它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局量宽宏，浩如烟海，风靡东亚。而在传播阳明学的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撰刊行的《传习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阳明学的演变，粗略可分为泛滥于辞章、出入于佛老、学说之成熟三个阶段，而学说成熟以后，依其演变过程，又可分为澄心默坐、致良知、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三个阶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王阳明“为学三变”，这里就不再展开细说。其理论结构主要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工夫论等三大部分组成。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是在直承孟子 “仁义礼智根于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等“仁心本体论”的基础上，充分汲取陆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心即理”的理论精髓而提出的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认识主体，是一个知是知非的“知识心”、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人本来就应有的“内在的道德性”，人的本心能自发地知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敬……。正如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综括了孟子所说的心之四端，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归纳于其良知。王阳明还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真诚恻怛是良知的本体，便自然而自发地表现而为各种不同道德“天理”。因此，王阳明总是说“良知即是天理”，天理不是良知的对象，而是良知本身之真诚恻怛处。

王阳明的“致良知方法论”是对《大学》“知致则意诚”的最恰当注解。王阳明认为：“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学卒入于支离外索而不自觉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而“其功未切”的根源是世儒被一己之私所蒙蔽，不能真正体认良知的本体，导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为此，在他看来，每个人必须真真切切明白“理”全在人“心”，应该从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那个“理”，最终得以“致良知”来实现。点醒人们要时常将致良知的工夫，落到心念发动处，每日去一分私心，显露一分良知本体，将良知无不善、无不良的理性完全落实到自己的德行上来，那么每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便可达到无时无刻不在仁义礼智的境界。在王阳明看来“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就得“致良知”， 就得用天理良知来做为一根唯一的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可以说，“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正如他所说的“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工夫论”是在其被贬谪到龙场驿后，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讨论学术时提出的。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告诫人们要时时刻刻明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认识到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知是行的出发点，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从本质上讲，王阳明所说的“知”是“吾心之良知”、“吾心良知之天理”，而“行”却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

凝聚上述阳明学的主要论述，主要记载于《传习录》之中。

二

被钱穆列举为中国人必读的九部经典之一的《传习录》，一向被视为阳明学的代表经典，是王阳明的弟子们记录其学术讲话及论学书信的集子。因此，《传习录》始终是人们了解、学习阳明学的最重要材料，从中可以准确把握王阳明对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工夫论的阐述，可以称之为“心学圣经”。正如王阳明弟子徐爱在《传习录》的序中所说：“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习录》是王阳明门人“备录先生之教”，希望当自己离开先生身边之时，或者对那些离群的门人，都能随时随处以先生警句名言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修炼自己的内心，做到知行合一而不颓废，以求达到“传不习乎”、“实体诸心”的师承传统。

目前，我们看到的《传习录》，大多为三卷本，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记，并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是论学书信，均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是钱德洪、陈九川、黄直等几个门生所记，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

《传习录》成书并非一稿而定，而是修编反复，刊辑繁杂，数易其稿，终成经典。《传习录》最早是由王阳明首座弟子徐爱所编。徐爱自正德二年(1507)受业，七年(1512)腊月与王阳明同船回到浙江，论《大学》宗旨之后陆续记录了王阳明论学的谈话语录，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将先生的“言”转换为“文”，以备时时参看提醒实践之用，彰显师生“传—习”之意。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一卷与自己所录一卷、同门陆澄所录一卷合刊于江西赣州，定名《传习录》，也称为初刻《传习录》。初刻《传习录》单纯对师生之间的问答进行记录，直接对应于阳明学，或以为是师生授受之间的笔记，致使原本弟子门人所录的笔记，摇身一变成为王阳明的“传习之‘录’”。

嘉靖三年(1524)十月，王阳明弟子南大吉将初刻《传习录》作为上册，与自己所收王阳明论学书函9篇作为下册，由其弟南逢吉校对，编成续刻《传习录》，刊行于越中(今浙江绍兴)。续刻《传习录》是在初刻《传习录》的基础上，汇编了当时王阳明以书信形式回应弟子论学的亲笔书函，将“个人私密的书信”转换为“普世可知的语录”，成就了最可信的“阳明学”，以不同形式彰显“传—习”意义。

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阳明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并入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刊行于宁国府(今安徽宣城)。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与续刻《传习录》合编为上中下三卷。隆庆六年(1572)，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汇辑刊行《王文成公全书》，以徐爱、陆澄、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钱德洪、王畿所编《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也是后世几种《王文成公全书》和《王阳明全集》所收录的通行本上中下三卷《传习录》的蓝本。

王阳明与其弟子之间的“问—答”，经由语录体的文章演绎成师生之间的“传—习”，让后生晚辈唯恐残留只言片语的圣贤之“言”，建构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之“文”，从而将阳明学的思想传递后人，让后人得以受其薰习并承继其学说。因此，《传习录》便成为阳明学永世流传的“传习之‘录’”，让今天无法亲灸王阳明讲学之“言”的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其学问的吉光片羽，感知当时的理学语境，从中萃取光辉的人生智慧。

三

斯人虽已远去，但那“传—习”不朽之“文”依然散发出先哲的光芒，启迪世人，犹如一盏“心灯”穿透迷雾，照亮着后来人的前行之路。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虽然今天的我们不必再去重蹈阳明先生的悟道之心路历程，但其那种好学深究、追求真理的态度以及事上磨练、内心关照的精神，始终值得我们学习。“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是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汀漳平叛山民暴乱之后的切身感悟，也是他经常挂口的名言。但在今天到处充斥物欲诱惑的时代，我们重新解读这句名言时，依旧可以感受到一种睿智的思想，他似乎在告诫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外界有多少监督，没有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除了你自己。是因为心是身体和万物的主宰，每当我们心灵安定下来，不为外物所动时，心中那巨大的智慧便显露出来，从而走向内心的强大，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成为圣贤。

“知行合一”——使王阳明成为“行动圣哲”，也让阳明学成为行动儒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修己治人，克服“章句伟人、行动侏儒”，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就是要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造自己的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以此沉着冷静，正确应对，最后就进入“不动心”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