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拐点
作者：乡野村夫 来源：且听风吟 编辑：周艺桂 日期：2012年02月24日
早就想写这个题目了，也与女儿说过两次，女儿说，好啊，我正想读读呢。拖到现在才动笔，也不是没时间，我也是有很多空余时间在看闲书，在网上浏览新闻看贾平凹的《废都》，晚上喝了点小酒也和妻子到广场上去跳舞去唱卡拉ok的，双休日有朋友约我打牌也是乐此不疲大战个n回合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怕动笔，觉得写文章是件伤脑筋的事情。还有就是受了那些名作家的影响，看了他们的文章娓娓道来如神来之笔，就觉得自己的水平太低，肯定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就没有了自信。
我没有做过具体的调查了解，想象中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会有拐点，然后就有了不同的前途命运。你想这人生的拐点是多么重要多么关键，正如著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所说，人生关键的就那么几步。
我读书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上大学，也是几经挫折，一不小心就可能拐到其他道上去的。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个班上有五十多位同学，到六年级就只有六男六女十二位同学了。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是文化大革命被耽误了的一代。
那时候在学校里你不要想学到什么东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小学三年级，全国上下都在搞大批判，老师也许为了紧跟当时的形势，还领着我们到附近的中技校（中等农校）去参观学生向老师们写的“大字报”，回来后叫我们也学着他们去写老师的“大字报”（尊敬的老师，你们真是傻透了，怎么可以惹火烧身呢。你们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傻B一个”）。同学们就找一些大点的纸用毛笔蘸着墨汁写。其实也写不出什么内容，往往就是那么几句话：“大字报 xxx老师 你打我的”，“大字报 xxx老师 你拉我的耳朵的”之类，然后就到处张贴，芦芭墙上，黑板上，老师的办公桌上。好像是陈树林同学还将“大字报”张贴在了李文龙老师的蚊帐上（陈树林是出了名的调皮大王，李文龙老师治他的办法就是限制他的自由——整天跟在李老师的身边。有一次李老师到我们班级上课，陈树林跟在后面，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大门旁。也许，陈树林就怀恨在心了）。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放假，一放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说是老师外出串联去了。后来又说“复课闹革命”，不再放假了。上课根本没有课本，就是读读报纸，学学毛主席语录。纪律当然是一团糟，老师也是任着我们闹，不管的。那时候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许多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能学到东西也是像那些知青一样，做一个地球修理工，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到学校里去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四分之三的同学退学了。不过，我父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不让到学校里去的话（也许父亲读过五年私塾，懂得知识的重要），如果那时候他们不让我上学，我现在肯定不比文盲强多少。
小学毕业，上初中则要到与我们农场相邻的东方红学校去就读。能不能去上学要由农场领导推荐——从十二个人当中推荐六个人。暑假中我在家等消息，希望自己能被推荐。有一天傍晚我从大姐家回来，在三连（那时的农场实行军管，都用的是部队的建制）桥口碰到张国军同学。他对我说，他没有被推荐上，叶兵也没有被推荐，也没有听说我被推荐。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进学校读书了，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心里好一阵难过。回家后，我一直阴着脸，直到晚饭后父亲告诉我，我被推荐上了，才高兴起来，还有一种从此以后是一名中学生的自豪感。
初中毕业上高中也是推荐，也是二比一，我们农场的六个人推荐三个人。这次我没有什么悬念，我是三位上高中的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家共同生活的是五口人——爸妈哥我妹妹，能够在家中发表意见的是三个人——爸妈哥。但是，母亲不同意我上高中。母亲认为我上到初中已经够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城里知青也只不过初中毕业。也许母亲还考虑到哥哥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学理发的，我上了初中再上高中，父母在对待两个儿子的读书问题上就不平衡了。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看，这种想法很正常。哥哥也不同意，哥哥的理由就是读书无用，那些城里的知青都下乡劳动了，不如像他一样，早点回家劳动挣钱。哥哥是不是嫉妒我继续上学，我想是有些，因为在以后几十年中，他时常流露过这样的言语。这当然也属正常，换位思考，如果我处于哥哥的位置，难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父亲保持沉默，他知道即使他同意我上高中也是两票对一票，改变不了局势。况且，在以往的家庭争吵中，都是母亲与哥哥为一方，父亲为一方。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就没有胜利过。鉴于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自己上高中无望，也就不抱什么幻想。
事情的转折是有一天农场政工科的科长黄枫到我家来做动员工作。黄科长问我想不想读高中。我说想。他就对我父母哥哥说，我想上就应该让我上，多读点书总是好的。还说也不就是两年的时间（当时初高中都是两年时间）。也许在我父母哥哥的眼睛里农场的科长也算是个不小的官，能亲临我们这样平民百姓的寒舍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脸上有光的事情，现在科长大人说了这样的话，哪可以驳了他的面子。这样，黄科长也没有费多少口舌，大家都同意了。
我高中毕业是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恢复高考，只有个别有些门路运气好的人能被推荐上大学，称之为“工农兵学员”。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场职工，没有什么背景，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绝对落不到我的头上。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子弟带来了一线希望。那些日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被大家看成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人生拐点，凡是喝了几滴墨水的都在积极备考。
那时候我在八连——副业连工作。副业连除了养鸡养鸭种李树桃树外，还有一艘出海捕鱼的海船，我就在这艘渔船上工作，每天与渔民们出海捕鱼。出海捕鱼是一个既充满着浪漫又冒着风险的工作：风平浪静的时候，大海温柔得像一位少女，我们陶醉在她的怀抱里；风雨交加的日子，大海又像一只暴怒的雄狮，似乎要将世间的一切葬入它的腹底。好在出海捕鱼虽然危险，但每天的工作时间不长，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小时。空余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耍牌喝酒讲黄色段子开不荤不素的玩笑打架骂街睡大觉，我就将这大段的时间用来复习功课。
船上虽然有足够的时间，但要能静下心来读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逼仄的船舱里，不要说鼻孔里充塞着柴油味，机器排放的油烟味，船舱底的臭水味，腐烂鱼虾的腥臭味，人体散发的汗臭味和偶尔从谁的肛门里喷出的屁臭味；耳朵里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声，同伴的说笑声调侃声叫骂声。单就来自同伴中间的讽刺挖苦就是对你意志力的极好考验。你想想大家都在玩都在闹，就你一个人在那里捧着个书，他们能不把你当成个怪物吗？你还整天想着“鲤鱼跳龙门”，有一天离开他们步入大学的殿堂，不讽刺挖苦你还讽刺挖苦谁呢？多年前去世的杜寿年，当时他是八连的连长，也与我们一起出海，是我们这艘船上的领导。他曾多次对我说：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安顿点，上大学不是你想的。
77年我参加了中专考试。初考在我们农场，当时参加的有一百多人，考试结果极大部分人被刷了下来，剩下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再到南通农场参加复考。11月份考试，12月份通知我体检，另外我们农场能够参加体检是与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的张亚忠（我们从小学一直能够同学到高中只有三人，还有一位是他的爱人花爱萍），他那年参加的是高考。我俩一起到掘港农场医院体检，体检后在家焦急的等消息，一直等到第二年的三月份他收到了那张改变他命运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在武汉钢铁学院耐火材料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工作，多年后他成为该院的技术权威和行政一把手，前年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官至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我因为眼睛红绿色盲，又是填报的无锡商校，没有被录取。
78年我又参加了高考。报名前我询问了有些见识的知青，他们告诉我，眼睛色盲应该报考文科，这对色盲没有什么妨碍。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报考了文科。这应该也是一个人生拐点，从此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科考试当时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英语作为参考分，可考可不考。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正当我们读书求知的时候却被耽搁了，学业荒废了。数理化我只学了点皮毛，语文喜欢动动笔稍微好一些，政治也只是会喊几句口号，而历史地理就是一片空白——初中高中都没有开设这两门课。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些科目复习好（准确地说从头学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无论再大的困难你都必须克服，你已经被逼得没有了其他出路。第一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不上，世人的眼光会怎样看你，那些庸人的风言风语又会怎样像苍蝇一样在你的耳畔嘤嘤轰鸣。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搏！
那一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也特别的感到燥热。
那一年的夏天也是我读书最刻苦勤奋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了读书（农场只给我们临考前十天的脱产复习的时间）：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中午困了用冷水洗洗脸，实在熬不住也是捧着书打一会儿盹，夜晚尽管酷暑难当蚊虫叮咬不到夜半时分不会上床睡觉。我将所有的数学公式都记在一本日记本上，上下班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背。甚至傍晚去河里洗澡还与张培民（苏州知青，住我家隔壁）相互提问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热映影片《红楼梦》，人们百看不厌，只要知道什么地方放映，就会追到什么地方观看。我们农场放映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有回城的苏州知青不远上千里来农场观看。虽然放映的场部离我们家只有三四里路，虽然是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正是我复习的紧要关头，我不得不放弃观看。
就这样一路辛苦，心怀梦想我走进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
考场设在掘港农场，距如东农场有六十多华里。考试是7月的7、8、9三天，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带着草席蚊帐等生活用品骑自行车赶到掘港农场。我的自行车上还载着我现在的爱人，但那时我们并没有这层关系，她只是我父母的干女儿我的干妹妹。
五门考试中感觉数学状态最差：头晕脑胀，心情烦躁。这与前天夜里没有睡好有关。考分公布后，果然数学成绩最低，只得了49分，历史也不及格，56分，地理最高，75分，其次是政治72分，语文61分，总分313分。其实数学我花的时间最多。我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了数学课本，书中有许多内容是我没有学过的，我都一一学过去，复习过去。前面我说了我用一本日记本专门记数学公式，吃饭走路都在记，每一个公式我都记住了，但我偏偏将数学考砸了。高考的残酷性就是一锤定终身，考砸了就再也没有更改的机会。就这样，我以令人不满意的分数考取了令人不满意的学校——盐城师范专科学校政教专业。
但就是这令人不满意的分数和令人不满意的学校也让我和我的全家充分地荣耀了一番。如东农场那年参加高考的有50多人，总分过300分的只有四人。最高分是张培民，315分。我第二。其余两位，一位303分，一位正好300分（那一年的录取分数线是300分）。而且我是唯一的农场职工子女，其余两位是知青，另一位是隔壁公社农民子女，在如东农场学校就读半年时间，农场人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在如东农场的历史上我是第二个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弟，第一个就是我的同学张亚忠。一时间我在如东农场变成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以至到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碰到我还会提到这些往事。
我考取大学也是我父亲这辈子最荣耀最高兴的事。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姐妹八个，到我这一辈就成几何级数增长，四十多人。我是这四十多人中学历最高的，这让父亲感到骄傲。我经常听到父亲向人介绍我是一名大学生。每每听到这些，让我很不好意思，并深深地感到内疚。所谓的大学生还不是穷教师一个，他老人家至今也没有享到我的福。父母这么大的年岁了，我因为工作也不能在他们的身边照顾他们。
说说婚姻。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你的终身伴侣确实重要，无论你将其提高到怎样的人生高度都不过分。
我结婚比较晚，30周岁才成家，这在我所有的同学当中也许是最晚的一个。在我二十四岁上学之前我不想找对象。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清教徒，也不是脑子里不想女人。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立业在前，成家在后。想女人也只是想在脑子里，从来没有与人谈过恋爱。当然也有女子向我暗送秋波的，因为我的无动于衷，将其拒之了门外。但相亲倒是有过一次。
有一天下班回家，母亲叫我去相亲，我感到很突兀，母亲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婚事，也许我年纪大了，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为我说对象的是场部机关搞劳科的何祥，介绍的对象就是他的小姨子，一个乡村姑娘。我当即回绝，我对母亲说：我不去。我还没有作好谈对象的心理准备，我一心想考大学。再说，给我介绍的是农村姑娘，我觉得是在贬低我，农村就是比农场低了一等，如果给我介绍一位知青说不定我会同意。
隔了两天，我的好朋友江加兴来到我家，也说服我去相亲。我想一定是受了我娘的委托。江加兴说，谈不谈另外回事，去看看也是无所谓的。我说，我不想谈，也不去。江加兴又说，给个面子，去一下，我陪你一起去。我推辞不过，就答应与江加兴一起去，记得母亲还硬是叫我换了一件白衬衫，在她看来这毕竟是去相亲，是一件慎重其事的事情。而我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心里想好了，不管是怎样一个人，反正就是不谈。
到得何祥家，就看到一位姑娘拘谨地坐在条凳上，两腮桃红，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东方女子的羞涩美）。倒是我与江加兴潇洒自如，不时的说说笑笑。不记得与她说过什么话，时间不长，我们就告辞回家了。事后何祥询问我的意见，我以年纪轻，现在不谈为由了结。这“了结”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十多年后我老丈人享受离休待遇问题一直卡在他的手里至死没能解决，绝有可能与我那次相亲有关。
进了大学后，我有两次失败的恋爱记录。
其实第一次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本班的女同学蔡海鸥产生了好感，有一次就写了一张纸条夹在她的书里，想不到她将纸条交给了班主任薛老师。有一天晚自修的时候薛老师找我谈话，说了这件事情，叫我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我好尴尬，真是意想不到，胸口像塞了一团乱麻，逼得好难受。
第二次是我的好朋友江加兴给我做的介绍，姑娘就是与他在卫生所工作的陈琴。我见过，也是高中毕业，比我小两届。脸蛋儿身段长得都周正，就是鼻翼旁有些雀子瘢，但配我还是足足有余的。是那一年春节过后——我上学去的前一天晚上，他到我家喝过酒后对我说的，叫我先与她通通信。说了以后我就去上学了，也没来得及与陈琴见个面。在学校里我与她通过几封信，还互赠了照片。但毕竟从来没有接触，很难谈到一起去，更谈不上有爱慕之情。有一天上午，我正与同学复习功课，收到了她的来信，拆开一看，顿时让我气都喘不过来。与前几封信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满纸都是诋毁我的语言。真是让我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写信给江加兴告知情况，江加兴告诉我，因为陈琴与他为培训一事发生矛盾，就连我一起骂了。本想写一封信给她解释解释，或者回击一下那些诋毁攻击之词。但又一想，居然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再写信给她就是将自己的人格贬低到她相同的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此后我再也没有写信给她。暑假回家，我提出将各自的信件与照片归还于本人。陈琴这时竟显出几分留恋之情，说：相互留着作个纪念。我说：不必了，你我今后都还要找对象，留着只有自找麻烦。后来听人说，陈琴与我谈了不久，别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位军人。那封信也许是她的金蝉蜕壳之计，但手段确实损了些。以后她似乎也意识到，因为我多次到卫生所看病抓药（她在药房配药），她对我热情周到，但就是不敢抬头看我一眼。
有了这两次失败的经历，觉得自己是一个情场上不得意的人。还因为我哥哥那失败的婚姻，我更不敢攀高枝儿，只想找一个与自己门当户对能善待我父母好好过日子的就行。
顺便说说我哥哥的婚姻。
我哥哥比我高一大截，论相貌绝对胜我一筹。那时他还是连队的理发员，在人们的眼里只要不到农田里劳动就是大家羡慕的工作。我哥哥就有了这一点点的优越感，与我妻子的姨姐——陈美萍谈了一阵子恋爱觉得不满意一脚将人家蹬了。就因为陈美萍是一个乡村姑娘。这期间我哥哥七搭八搭与一位南通女知青（有夫之妇）勾搭上了，在我们连队成了公开的秘密。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农场领导也鉴于这种事情有伤风化，将女知青的一家调到了别的连队，用距离割断这情感的滋长蔓延。
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哥哥也意识到要慎重其事的找一个对象成一个家了。经人介绍，娶了我的嫂子——一个北坎小镇的知青。
哥哥与嫂嫂结婚以后，我们全家人就将嫂嫂当神灵一样的供奉着。尤其我哥哥，在我嫂嫂面前像一条狗一样尽着法子讨她的喜欢。我想，也许嫂嫂是一个镇上的人。其实她们家住在靠海边类似渔村的一个小镇。从文化的视角看，那个渔村小镇应该落后于农场。她父亲是一个出海打渔的渔民，而母亲则是个无业的家庭主妇，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也许她是一个知青，那时候只要是知青就比当地的青年高贵一些——尽管有些知青知识很浅薄，我嫂嫂就是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知青”。
就是这样像神灵一样的供奉也不能相安无事，不多久家庭战争爆发了。他们经常声嘶力竭地吵，有时会大打出手。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嫂嫂的父母从渔村小镇赶到我家，仨人一起打我哥哥，被我们连队的职工知道后引起了公愤，在一片谴责声中嫂嫂的父母悻悻地离开了农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吵：也许是我嫂嫂对这样的日子仍不满意，也许是我哥哥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日子，也许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与我哥哥婚前的那段罗曼蒂克史有关。
我嫂嫂的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随时准备讽刺挖苦嘲弄别人，不管你将事情做得怎样完美，她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挑出你的毛病，同时不忘记标榜炫耀自己。那时她攻击得最厉害的除了我哥哥就是我母亲。她从来不叫我母亲“妈”，而是叫“白毛老太”。因为我母亲辛苦操劳，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头发早就白了。这使我忍无可忍。
我嫂嫂还有个洁癖的毛病，几乎到了一尘不染的地步，吃东西更是挑剔，时常担心有不洁的东西吃进嘴里。她怕到别人家去，别人也怕她到家里来。知青回城她回到北坎小镇后（我哥哥家也随迁到北坎），一年到头也难得来看我父母。其实我父母亲也不希望她来。听说她要来，我父母的心理压力就很大，显得很紧张，不知道怎样招待她为好。父母早就在盘算准备，毛巾也要换成新的。想想真是可怜。
我哥哥的婚姻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心里发誓决不娶像我嫂嫂这样的女人。我再不能使我的双亲雪上加霜，再承受一份同样的痛苦。我在择偶问题上因此谨慎而低调。
二十六岁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恋爱对象，不用说我父母，我也觉得比较晚了，是该成一个家了。近几年我曾多次做过这样的梦：梦中，自己越过三十岁再越过四十岁还没有找对象，就很着急。这说明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不久的一天，我好朋友八侯的母亲给我说对象，姑娘就是我的干妹妹，我感到很突兀。干妹妹比我小七岁，平时只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她见到我叫我一声“哥”，再也没有什么话说，我也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那时还因为我哥哥退了与她姨姐姐的婚约，两家的关系一时疏远了。再说，大家都知道我嫂嫂是一个怎样的人，想亲近也是不敢的。
我把这件事对八侯说了，想听听他的意见。八侯说，加珍长得不错，脾气也好，我看能要。我也觉得加珍脾气好，又是我父母的干女儿，肯定会善待我的二老。当八侯的母亲再征求我意见时，我说，我同意谈谈。并告诉了我父母。哪知道我父母反对，主要是属相不配，我属羊，加珍属虎，说这是“羊落虎口”。我受过高等教育，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毫无科学道理。如果我父母说出其他的理由我可能会接受，说这种理由我绝对不会接受，要不然我这些年的书就白读了。幸亏我父母也不是顽固不化的人，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不再反对。
当然，从谈恋爱到结婚，期间四五年也不是没有一点波折。波折主要来自于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像现在大学生抓一把就有好几个。那时候大学生是社会上的稀罕物，可谓“凤毛麟角”。我是八十年代初刚恢复高考毕业出来的大学生，自然是人们眼中的香饽饽。我在掘港农场工作的几年间，曾有两位姓陈的女子与我关系甚密。
第一位叫陈丽华，初中英语教师，比我小三岁，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皮肤细嫩，就是嘴长得欠缺些，上嘴唇有点向上翘。那时我在掘港农场新建学校工作。有一天我在缝被子，她看见了说，我给你缝。缝被子本来就是女人干的活，女人帮男人缝被子很正常，我就同意了。后来她又向我借书，这样，相互之间渐渐就熟了。我的宿舍与她的宿舍中间就隔着两间房，我常常到她宿舍去玩。她和一位姓刘的老师合住，有时我去玩刘老师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我就有些不自在，仿佛加珍就站在后面看着我，有一种如芒刺背的感觉。我在新建学校呆了一年就调到了场部组宣科工作，我不再与她来往。期间她还来找过我一次，我对她很冷淡，她就再也没有找过我，我们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从婚姻的角度看，我与陈丽华如能结合，也是很般配的一对，两人都是教师，年龄上也合适。但那时我想：我已经与加珍谈了，只要加珍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就是不可更改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更不能做一个没有道德良心的人。如果我那样做了，加珍会一辈子恨我的，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连队的人）。现在想想我也很对不起陈丽华，既然不准备娶人家，又何必与人家有那种暧昧关系呢？
第二位叫陈桂萍，是场部机关的一位打字员，也是掘港农场公认的1号美女，无论身段脸蛋都无可挑剔。她的大幅单人照片曾长时间地摆放在如东县县城——掘港镇最大的照相馆——璸山照相馆的橱窗里。可惜她生的不是地方，要是生在大城市或者有高人抬举，说不准就是一个大明星。我调到组宣科搞宣传工作，经常就有些宣传资料要拿给她打印，打印好了再校对装订，这样就与她有了很多的接触机会。我喜欢唱歌，往往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嘴里哼着流行歌曲。有一次她叫我下班后到她宿舍教她唱歌，我不好推辞，下班后就与同宿舍的小顾去了。去了以后也没有教唱歌，就是玩玩说说话。以后晚上经常与小顾到她们（同住的还有陈桂莲）宿舍玩，如果有一两天不去，她碰到就会问：怎么不到她那里玩了？另外，也与她一起看过电影。这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关系就很不一般。其实只能说是要好的朋友，并没有谈情说爱的成分。她就是一个爱玩爱打扮的女孩子，不会对谁有特别的感情。她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只要她与哪个男人接触多了，都会有流言蜚语传出。
我承认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我为她的美貌所陶醉，但决不敢娶回家做老婆。我自感我的相貌与她很不相配。我不想重蹈我哥哥的覆辙。
年轻的时候，我在婚姻上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像我的有些同学做了场长书记的驸马，结果官运亨通，成为科长、场长、书记、局长、处长等等。我在大学同宿舍的佟晓庭同学，连云港灌南人，家境贫寒。在校时与连云港地区局副局长的女儿恋爱（我真佩服他的勇气），后结为夫妻。他毕业后半年就调到省农垦局工作，曾任科教处处长，社会事业部部长，现任办公室主任。
对我的婚姻我无怨无悔。加珍为我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我很满意了，我应当感谢她。前面我说了这许多话，只想表达一个意思：读书、婚姻，都是人生的重要拐点。
我没有做过具体的调查了解，想象中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会有拐点，然后就有了不同的前途命运。你想这人生的拐点是多么重要多么关键，正如著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所说，人生关键的就那么几步。
我读书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后来上大学，也是几经挫折，一不小心就可能拐到其他道上去的。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个班上有五十多位同学，到六年级就只有六男六女十二位同学了。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是文化大革命被耽误了的一代。
那时候在学校里你不要想学到什么东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小学三年级，全国上下都在搞大批判，老师也许为了紧跟当时的形势，还领着我们到附近的中技校（中等农校）去参观学生向老师们写的“大字报”，回来后叫我们也学着他们去写老师的“大字报”（尊敬的老师，你们真是傻透了，怎么可以惹火烧身呢。你们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傻B一个”）。同学们就找一些大点的纸用毛笔蘸着墨汁写。其实也写不出什么内容，往往就是那么几句话：“大字报 xxx老师 你打我的”，“大字报 xxx老师 你拉我的耳朵的”之类，然后就到处张贴，芦芭墙上，黑板上，老师的办公桌上。好像是陈树林同学还将“大字报”张贴在了李文龙老师的蚊帐上（陈树林是出了名的调皮大王，李文龙老师治他的办法就是限制他的自由——整天跟在李老师的身边。有一次李老师到我们班级上课，陈树林跟在后面，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大门旁。也许，陈树林就怀恨在心了）。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放假，一放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说是老师外出串联去了。后来又说“复课闹革命”，不再放假了。上课根本没有课本，就是读读报纸，学学毛主席语录。纪律当然是一团糟，老师也是任着我们闹，不管的。那时候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许多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能学到东西也是像那些知青一样，做一个地球修理工，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到学校里去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四分之三的同学退学了。不过，我父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不让到学校里去的话（也许父亲读过五年私塾，懂得知识的重要），如果那时候他们不让我上学，我现在肯定不比文盲强多少。
小学毕业，上初中则要到与我们农场相邻的东方红学校去就读。能不能去上学要由农场领导推荐——从十二个人当中推荐六个人。暑假中我在家等消息，希望自己能被推荐。有一天傍晚我从大姐家回来，在三连（那时的农场实行军管，都用的是部队的建制）桥口碰到张国军同学。他对我说，他没有被推荐上，叶兵也没有被推荐，也没有听说我被推荐。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想到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进学校读书了，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心里好一阵难过。回家后，我一直阴着脸，直到晚饭后父亲告诉我，我被推荐上了，才高兴起来，还有一种从此以后是一名中学生的自豪感。
初中毕业上高中也是推荐，也是二比一，我们农场的六个人推荐三个人。这次我没有什么悬念，我是三位上高中的其中之一。当时我们家共同生活的是五口人——爸妈哥我妹妹，能够在家中发表意见的是三个人——爸妈哥。但是，母亲不同意我上高中。母亲认为我上到初中已经够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城里知青也只不过初中毕业。也许母亲还考虑到哥哥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学理发的，我上了初中再上高中，父母在对待两个儿子的读书问题上就不平衡了。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看，这种想法很正常。哥哥也不同意，哥哥的理由就是读书无用，那些城里的知青都下乡劳动了，不如像他一样，早点回家劳动挣钱。哥哥是不是嫉妒我继续上学，我想是有些，因为在以后几十年中，他时常流露过这样的言语。这当然也属正常，换位思考，如果我处于哥哥的位置，难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父亲保持沉默，他知道即使他同意我上高中也是两票对一票，改变不了局势。况且，在以往的家庭争吵中，都是母亲与哥哥为一方，父亲为一方。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就没有胜利过。鉴于这样的情况，我知道自己上高中无望，也就不抱什么幻想。
事情的转折是有一天农场政工科的科长黄枫到我家来做动员工作。黄科长问我想不想读高中。我说想。他就对我父母哥哥说，我想上就应该让我上，多读点书总是好的。还说也不就是两年的时间（当时初高中都是两年时间）。也许在我父母哥哥的眼睛里农场的科长也算是个不小的官，能亲临我们这样平民百姓的寒舍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脸上有光的事情，现在科长大人说了这样的话，哪可以驳了他的面子。这样，黄科长也没有费多少口舌，大家都同意了。
我高中毕业是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恢复高考，只有个别有些门路运气好的人能被推荐上大学，称之为“工农兵学员”。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场职工，没有什么背景，我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绝对落不到我的头上。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子弟带来了一线希望。那些日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被大家看成是“穿布鞋还是穿皮鞋”的人生拐点，凡是喝了几滴墨水的都在积极备考。
那时候我在八连——副业连工作。副业连除了养鸡养鸭种李树桃树外，还有一艘出海捕鱼的海船，我就在这艘渔船上工作，每天与渔民们出海捕鱼。出海捕鱼是一个既充满着浪漫又冒着风险的工作：风平浪静的时候，大海温柔得像一位少女，我们陶醉在她的怀抱里；风雨交加的日子，大海又像一只暴怒的雄狮，似乎要将世间的一切葬入它的腹底。好在出海捕鱼虽然危险，但每天的工作时间不长，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小时。空余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耍牌喝酒讲黄色段子开不荤不素的玩笑打架骂街睡大觉，我就将这大段的时间用来复习功课。
船上虽然有足够的时间，但要能静下心来读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逼仄的船舱里，不要说鼻孔里充塞着柴油味，机器排放的油烟味，船舱底的臭水味，腐烂鱼虾的腥臭味，人体散发的汗臭味和偶尔从谁的肛门里喷出的屁臭味；耳朵里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声，同伴的说笑声调侃声叫骂声。单就来自同伴中间的讽刺挖苦就是对你意志力的极好考验。你想想大家都在玩都在闹，就你一个人在那里捧着个书，他们能不把你当成个怪物吗？你还整天想着“鲤鱼跳龙门”，有一天离开他们步入大学的殿堂，不讽刺挖苦你还讽刺挖苦谁呢？多年前去世的杜寿年，当时他是八连的连长，也与我们一起出海，是我们这艘船上的领导。他曾多次对我说：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安顿点，上大学不是你想的。
77年我参加了中专考试。初考在我们农场，当时参加的有一百多人，考试结果极大部分人被刷了下来，剩下的寥寥无几，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再到南通农场参加复考。11月份考试，12月份通知我体检，另外我们农场能够参加体检是与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的张亚忠（我们从小学一直能够同学到高中只有三人，还有一位是他的爱人花爱萍），他那年参加的是高考。我俩一起到掘港农场医院体检，体检后在家焦急的等消息，一直等到第二年的三月份他收到了那张改变他命运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在武汉钢铁学院耐火材料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工作，多年后他成为该院的技术权威和行政一把手，前年调到政府部门工作，官至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我因为眼睛红绿色盲，又是填报的无锡商校，没有被录取。
78年我又参加了高考。报名前我询问了有些见识的知青，他们告诉我，眼睛色盲应该报考文科，这对色盲没有什么妨碍。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报考了文科。这应该也是一个人生拐点，从此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科考试当时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英语作为参考分，可考可不考。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正当我们读书求知的时候却被耽搁了，学业荒废了。数理化我只学了点皮毛，语文喜欢动动笔稍微好一些，政治也只是会喊几句口号，而历史地理就是一片空白——初中高中都没有开设这两门课。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些科目复习好（准确地说从头学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无论再大的困难你都必须克服，你已经被逼得没有了其他出路。第一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不上，世人的眼光会怎样看你，那些庸人的风言风语又会怎样像苍蝇一样在你的耳畔嘤嘤轰鸣。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搏！
那一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也特别的感到燥热。
那一年的夏天也是我读书最刻苦勤奋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了读书（农场只给我们临考前十天的脱产复习的时间）：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中午困了用冷水洗洗脸，实在熬不住也是捧着书打一会儿盹，夜晚尽管酷暑难当蚊虫叮咬不到夜半时分不会上床睡觉。我将所有的数学公式都记在一本日记本上，上下班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背。甚至傍晚去河里洗澡还与张培民（苏州知青，住我家隔壁）相互提问题。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热映影片《红楼梦》，人们百看不厌，只要知道什么地方放映，就会追到什么地方观看。我们农场放映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有回城的苏州知青不远上千里来农场观看。虽然放映的场部离我们家只有三四里路，虽然是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正是我复习的紧要关头，我不得不放弃观看。
就这样一路辛苦，心怀梦想我走进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
考场设在掘港农场，距如东农场有六十多华里。考试是7月的7、8、9三天，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带着草席蚊帐等生活用品骑自行车赶到掘港农场。我的自行车上还载着我现在的爱人，但那时我们并没有这层关系，她只是我父母的干女儿我的干妹妹。
五门考试中感觉数学状态最差：头晕脑胀，心情烦躁。这与前天夜里没有睡好有关。考分公布后，果然数学成绩最低，只得了49分，历史也不及格，56分，地理最高，75分，其次是政治72分，语文61分，总分313分。其实数学我花的时间最多。我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了数学课本，书中有许多内容是我没有学过的，我都一一学过去，复习过去。前面我说了我用一本日记本专门记数学公式，吃饭走路都在记，每一个公式我都记住了，但我偏偏将数学考砸了。高考的残酷性就是一锤定终身，考砸了就再也没有更改的机会。就这样，我以令人不满意的分数考取了令人不满意的学校——盐城师范专科学校政教专业。
但就是这令人不满意的分数和令人不满意的学校也让我和我的全家充分地荣耀了一番。如东农场那年参加高考的有50多人，总分过300分的只有四人。最高分是张培民，315分。我第二。其余两位，一位303分，一位正好300分（那一年的录取分数线是300分）。而且我是唯一的农场职工子女，其余两位是知青，另一位是隔壁公社农民子女，在如东农场学校就读半年时间，农场人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在如东农场的历史上我是第二个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弟，第一个就是我的同学张亚忠。一时间我在如东农场变成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以至到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碰到我还会提到这些往事。
我考取大学也是我父亲这辈子最荣耀最高兴的事。我父亲这一辈有兄弟姐妹八个，到我这一辈就成几何级数增长，四十多人。我是这四十多人中学历最高的，这让父亲感到骄傲。我经常听到父亲向人介绍我是一名大学生。每每听到这些，让我很不好意思，并深深地感到内疚。所谓的大学生还不是穷教师一个，他老人家至今也没有享到我的福。父母这么大的年岁了，我因为工作也不能在他们的身边照顾他们。
说说婚姻。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你的终身伴侣确实重要，无论你将其提高到怎样的人生高度都不过分。
我结婚比较晚，30周岁才成家，这在我所有的同学当中也许是最晚的一个。在我二十四岁上学之前我不想找对象。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清教徒，也不是脑子里不想女人。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立业在前，成家在后。想女人也只是想在脑子里，从来没有与人谈过恋爱。当然也有女子向我暗送秋波的，因为我的无动于衷，将其拒之了门外。但相亲倒是有过一次。
有一天下班回家，母亲叫我去相亲，我感到很突兀，母亲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婚事，也许我年纪大了，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为我说对象的是场部机关搞劳科的何祥，介绍的对象就是他的小姨子，一个乡村姑娘。我当即回绝，我对母亲说：我不去。我还没有作好谈对象的心理准备，我一心想考大学。再说，给我介绍的是农村姑娘，我觉得是在贬低我，农村就是比农场低了一等，如果给我介绍一位知青说不定我会同意。
隔了两天，我的好朋友江加兴来到我家，也说服我去相亲。我想一定是受了我娘的委托。江加兴说，谈不谈另外回事，去看看也是无所谓的。我说，我不想谈，也不去。江加兴又说，给个面子，去一下，我陪你一起去。我推辞不过，就答应与江加兴一起去，记得母亲还硬是叫我换了一件白衬衫，在她看来这毕竟是去相亲，是一件慎重其事的事情。而我根本没有当一回事，心里想好了，不管是怎样一个人，反正就是不谈。
到得何祥家，就看到一位姑娘拘谨地坐在条凳上，两腮桃红，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才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东方女子的羞涩美）。倒是我与江加兴潇洒自如，不时的说说笑笑。不记得与她说过什么话，时间不长，我们就告辞回家了。事后何祥询问我的意见，我以年纪轻，现在不谈为由了结。这“了结”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十多年后我老丈人享受离休待遇问题一直卡在他的手里至死没能解决，绝有可能与我那次相亲有关。
进了大学后，我有两次失败的恋爱记录。
其实第一次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本班的女同学蔡海鸥产生了好感，有一次就写了一张纸条夹在她的书里，想不到她将纸条交给了班主任薛老师。有一天晚自修的时候薛老师找我谈话，说了这件事情，叫我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我好尴尬，真是意想不到，胸口像塞了一团乱麻，逼得好难受。
第二次是我的好朋友江加兴给我做的介绍，姑娘就是与他在卫生所工作的陈琴。我见过，也是高中毕业，比我小两届。脸蛋儿身段长得都周正，就是鼻翼旁有些雀子瘢，但配我还是足足有余的。是那一年春节过后——我上学去的前一天晚上，他到我家喝过酒后对我说的，叫我先与她通通信。说了以后我就去上学了，也没来得及与陈琴见个面。在学校里我与她通过几封信，还互赠了照片。但毕竟从来没有接触，很难谈到一起去，更谈不上有爱慕之情。有一天上午，我正与同学复习功课，收到了她的来信，拆开一看，顿时让我气都喘不过来。与前几封信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满纸都是诋毁我的语言。真是让我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写信给江加兴告知情况，江加兴告诉我，因为陈琴与他为培训一事发生矛盾，就连我一起骂了。本想写一封信给她解释解释，或者回击一下那些诋毁攻击之词。但又一想，居然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再写信给她就是将自己的人格贬低到她相同的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此后我再也没有写信给她。暑假回家，我提出将各自的信件与照片归还于本人。陈琴这时竟显出几分留恋之情，说：相互留着作个纪念。我说：不必了，你我今后都还要找对象，留着只有自找麻烦。后来听人说，陈琴与我谈了不久，别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位军人。那封信也许是她的金蝉蜕壳之计，但手段确实损了些。以后她似乎也意识到，因为我多次到卫生所看病抓药（她在药房配药），她对我热情周到，但就是不敢抬头看我一眼。
有了这两次失败的经历，觉得自己是一个情场上不得意的人。还因为我哥哥那失败的婚姻，我更不敢攀高枝儿，只想找一个与自己门当户对能善待我父母好好过日子的就行。
顺便说说我哥哥的婚姻。
我哥哥比我高一大截，论相貌绝对胜我一筹。那时他还是连队的理发员，在人们的眼里只要不到农田里劳动就是大家羡慕的工作。我哥哥就有了这一点点的优越感，与我妻子的姨姐——陈美萍谈了一阵子恋爱觉得不满意一脚将人家蹬了。就因为陈美萍是一个乡村姑娘。这期间我哥哥七搭八搭与一位南通女知青（有夫之妇）勾搭上了，在我们连队成了公开的秘密。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农场领导也鉴于这种事情有伤风化，将女知青的一家调到了别的连队，用距离割断这情感的滋长蔓延。
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哥哥也意识到要慎重其事的找一个对象成一个家了。经人介绍，娶了我的嫂子——一个北坎小镇的知青。
哥哥与嫂嫂结婚以后，我们全家人就将嫂嫂当神灵一样的供奉着。尤其我哥哥，在我嫂嫂面前像一条狗一样尽着法子讨她的喜欢。我想，也许嫂嫂是一个镇上的人。其实她们家住在靠海边类似渔村的一个小镇。从文化的视角看，那个渔村小镇应该落后于农场。她父亲是一个出海打渔的渔民，而母亲则是个无业的家庭主妇，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也许她是一个知青，那时候只要是知青就比当地的青年高贵一些——尽管有些知青知识很浅薄，我嫂嫂就是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知青”。
就是这样像神灵一样的供奉也不能相安无事，不多久家庭战争爆发了。他们经常声嘶力竭地吵，有时会大打出手。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嫂嫂的父母从渔村小镇赶到我家，仨人一起打我哥哥，被我们连队的职工知道后引起了公愤，在一片谴责声中嫂嫂的父母悻悻地离开了农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吵：也许是我嫂嫂对这样的日子仍不满意，也许是我哥哥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日子，也许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与我哥哥婚前的那段罗曼蒂克史有关。
我嫂嫂的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随时准备讽刺挖苦嘲弄别人，不管你将事情做得怎样完美，她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挑出你的毛病，同时不忘记标榜炫耀自己。那时她攻击得最厉害的除了我哥哥就是我母亲。她从来不叫我母亲“妈”，而是叫“白毛老太”。因为我母亲辛苦操劳，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头发早就白了。这使我忍无可忍。
我嫂嫂还有个洁癖的毛病，几乎到了一尘不染的地步，吃东西更是挑剔，时常担心有不洁的东西吃进嘴里。她怕到别人家去，别人也怕她到家里来。知青回城她回到北坎小镇后（我哥哥家也随迁到北坎），一年到头也难得来看我父母。其实我父母亲也不希望她来。听说她要来，我父母的心理压力就很大，显得很紧张，不知道怎样招待她为好。父母早就在盘算准备，毛巾也要换成新的。想想真是可怜。
我哥哥的婚姻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心里发誓决不娶像我嫂嫂这样的女人。我再不能使我的双亲雪上加霜，再承受一份同样的痛苦。我在择偶问题上因此谨慎而低调。
二十六岁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恋爱对象，不用说我父母，我也觉得比较晚了，是该成一个家了。近几年我曾多次做过这样的梦：梦中，自己越过三十岁再越过四十岁还没有找对象，就很着急。这说明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不久的一天，我好朋友八侯的母亲给我说对象，姑娘就是我的干妹妹，我感到很突兀。干妹妹比我小七岁，平时只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她见到我叫我一声“哥”，再也没有什么话说，我也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那时还因为我哥哥退了与她姨姐姐的婚约，两家的关系一时疏远了。再说，大家都知道我嫂嫂是一个怎样的人，想亲近也是不敢的。
我把这件事对八侯说了，想听听他的意见。八侯说，加珍长得不错，脾气也好，我看能要。我也觉得加珍脾气好，又是我父母的干女儿，肯定会善待我的二老。当八侯的母亲再征求我意见时，我说，我同意谈谈。并告诉了我父母。哪知道我父母反对，主要是属相不配，我属羊，加珍属虎，说这是“羊落虎口”。我受过高等教育，觉得这纯属无稽之谈，毫无科学道理。如果我父母说出其他的理由我可能会接受，说这种理由我绝对不会接受，要不然我这些年的书就白读了。幸亏我父母也不是顽固不化的人，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不再反对。
当然，从谈恋爱到结婚，期间四五年也不是没有一点波折。波折主要来自于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像现在大学生抓一把就有好几个。那时候大学生是社会上的稀罕物，可谓“凤毛麟角”。我是八十年代初刚恢复高考毕业出来的大学生，自然是人们眼中的香饽饽。我在掘港农场工作的几年间，曾有两位姓陈的女子与我关系甚密。
第一位叫陈丽华，初中英语教师，比我小三岁，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皮肤细嫩，就是嘴长得欠缺些，上嘴唇有点向上翘。那时我在掘港农场新建学校工作。有一天我在缝被子，她看见了说，我给你缝。缝被子本来就是女人干的活，女人帮男人缝被子很正常，我就同意了。后来她又向我借书，这样，相互之间渐渐就熟了。我的宿舍与她的宿舍中间就隔着两间房，我常常到她宿舍去玩。她和一位姓刘的老师合住，有时我去玩刘老师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我就有些不自在，仿佛加珍就站在后面看着我，有一种如芒刺背的感觉。我在新建学校呆了一年就调到了场部组宣科工作，我不再与她来往。期间她还来找过我一次，我对她很冷淡，她就再也没有找过我，我们就这样断绝了关系。从婚姻的角度看，我与陈丽华如能结合，也是很般配的一对，两人都是教师，年龄上也合适。但那时我想：我已经与加珍谈了，只要加珍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就是不可更改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更不能做一个没有道德良心的人。如果我那样做了，加珍会一辈子恨我的，我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连队的人）。现在想想我也很对不起陈丽华，既然不准备娶人家，又何必与人家有那种暧昧关系呢？
第二位叫陈桂萍，是场部机关的一位打字员，也是掘港农场公认的1号美女，无论身段脸蛋都无可挑剔。她的大幅单人照片曾长时间地摆放在如东县县城——掘港镇最大的照相馆——璸山照相馆的橱窗里。可惜她生的不是地方，要是生在大城市或者有高人抬举，说不准就是一个大明星。我调到组宣科搞宣传工作，经常就有些宣传资料要拿给她打印，打印好了再校对装订，这样就与她有了很多的接触机会。我喜欢唱歌，往往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嘴里哼着流行歌曲。有一次她叫我下班后到她宿舍教她唱歌，我不好推辞，下班后就与同宿舍的小顾去了。去了以后也没有教唱歌，就是玩玩说说话。以后晚上经常与小顾到她们（同住的还有陈桂莲）宿舍玩，如果有一两天不去，她碰到就会问：怎么不到她那里玩了？另外，也与她一起看过电影。这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关系就很不一般。其实只能说是要好的朋友，并没有谈情说爱的成分。她就是一个爱玩爱打扮的女孩子，不会对谁有特别的感情。她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只要她与哪个男人接触多了，都会有流言蜚语传出。
我承认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我为她的美貌所陶醉，但决不敢娶回家做老婆。我自感我的相貌与她很不相配。我不想重蹈我哥哥的覆辙。
年轻的时候，我在婚姻上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像我的有些同学做了场长书记的驸马，结果官运亨通，成为科长、场长、书记、局长、处长等等。我在大学同宿舍的佟晓庭同学，连云港灌南人，家境贫寒。在校时与连云港地区局副局长的女儿恋爱（我真佩服他的勇气），后结为夫妻。他毕业后半年就调到省农垦局工作，曾任科教处处长，社会事业部部长，现任办公室主任。
对我的婚姻我无怨无悔。加珍为我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我很满意了，我应当感谢她。前面我说了这许多话，只想表达一个意思：读书、婚姻，都是人生的重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