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度过。后来从长辈口中得知，为响应那个年代“上山下乡”的号召，我们全家与姥姥一家迁居至此。于是，我的世界就从那片土地开始生长，与草木、泥土和童年的玩伴紧紧相连。

我出生在“上山下乡”的岁月，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亲在县城工作，早出晚归，家庭的重担便沉沉地压在母亲一人肩上。她既要照料我们四个孩子，操持三餐、种菜喂猪，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天下来，常常累得眉头紧锁，可每当推开家门，她总会先扬起笑容，把满身疲惫悄悄藏起，转身继续为我们张罗。那时，我们最盼着父亲傍晚归来。他一到家，就会带回县城里的新鲜事，还有屋子里难得漾开的、轻快的笑声——那是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家庭能吃上国家供应粮，是件体面的事。父亲有固定工资，我们家虽不富裕，但在乡人眼中已是“好过的人家”。这让我在小伙伴间，也隐约生出一点微妙的优越感。他们愿意同我聊天、陪我玩耍，我的童年便在这懵懂的自得与纯粹的欢乐间，静静流淌。

直到我上小学，我们举家迁往镇上，吃上了商品粮。母亲终于不必再下田挣工分。闲不住的她，与在城里工作的舅舅商量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自家客厅腾出半边，开一间小杂货铺。

那正是时代悄然转向的年月，许多供销社的代销点开始由个人承包。母亲的小店，应时而生。店铺虽小，货物却尽可能齐全：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农具零件、孩童的零嘴玩具……几乎涵盖日常所需。母亲用心经营，很快便赢得了大伙的信赖。

她既是掌柜，也是唯一的伙计。缺货时，她就骑上那辆老式“永久”牌自行车，往返几公里进货。我总记得她回来时的模样：汗水浸湿鬓发，脸颊通红。她往往顾不上多歇，匆匆喝口水，便马上将新进的货物分门别类，在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明码标价，一目了然。“他婶，下回帮我捎块肥皂。”“嫂子，留包红糖。”母亲总是笑着应下，细心备好，等他们收工顺路取走。小小的铺子，渐渐成了周边的驿站。母亲常泡一大壶粗茶，招呼往来的人歇脚、喝水、拉几句家常。在这方寸之间，她不仅经营着生意，更经营着与这片土地绵长的人情。

当地人以种植蜜柚和蔬菜为生，收入微薄且不固定。遇上婚丧嫁娶、孩子急病等大事，手头拮据的人家，往往会忐忑地来到我家小店。他们嗫嚅着说明难处，母亲总是安静听完，不多打听，只说：“谁没个难的时候。”然后转身进屋，不多时便拿出一些钱来，递过去，还不忘安慰两句：“先紧着用，不着急。”她省吃俭用攒下的，与其说是本钱，不如说是一份随时准备分享的安心。在无数个紧急关头，她那间小小的杂货铺，成了大伙最先想到的、最朴素的“银行”。

母亲没读过太多书，讲不出深刻的大道理。她的一生，就像经营那间铺子一样，奉行着最朴素的准则：勤劳肯做，待人真心，把本分事做到极致，便是安身立命的意义。

杂货铺历经多年风雨，不仅贴补了家用，更在无形中织起一张温情的网，托住了许多摇摇欲坠的时光。它仿佛也是母亲人生的缩影——在有限的舞台上，凭着无限的耐心与诚意，活出了属于自己的宽阔与丰盛。

如今回想，母亲的笑容、她被汗水浸透的衣衫、递出钱时那无需言语的信任，还有店铺里终年萦绕的、混杂着酱醋与糖果的气味……所有这些具体而微的片段，共同构成了她平凡却坚韧的一生。她不是传奇，却用最踏实的方式，在我们心底刻下了关于善良与担当的最初印记。

那间小杂货铺早已不在，但母亲在那段岁月里点亮的光，至今温暖着我们的记忆。她的故事让我懂得：生命的价值，从不取决于舞台的大小，而在于你是否全心投入，并在自己那一方小小的土壤里，种下足以滋养他人的绿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