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县五寨乡埔坪村林氏家庙声名远扬，那是因为它与中国台湾百年名门望族“雾峰林家”血脉相连的缘故。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台湾“雾峰林家”开基祖林石从埔坪村渡台开基创业，最终成为台湾名门望族。

台湾雾峰林家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台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台湾不同历史阶段，在经商、军功、文教等各个方面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三代民族英雄，百年台湾世家”，这是台湾雾峰林家的历史写照。这“三代民族英雄”指的是台湾雾峰林家最杰出的三个代表人物林文察、林朝栋、林祖密祖孙三代人，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平和过台湾三代公卿”。在雾峰林家族系中，林文察他们属于“下厝”支系的代表人物，还有另外一支为“顶厝”支系，顶厝支系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阿罩雾三少爷”的林献堂。

林献堂是台湾日据时期的民族运动先驱，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他的父亲林文钦是清朝举人，与下厝的林朝栋同辈。林献堂一生坚持汉族传统生活方式，著作以《环球游记》最为脍炙人口，他留下的自1927年至1954年的日记《灌园先生日记》是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献。甲午海战战败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召集18省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而在宝岛台湾，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日斗争。在日本殖民者采取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政策下，林献堂领导台湾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文化协会运动”等非武装抗日斗争，为台湾保留下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作出了重大贡献。

林献堂所领导的非武装抗日斗争是因为受到爱尔兰争取自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形成则是与一个人分不开的，他就是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台湾日据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林献堂不仅深受其影响，而且两人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林献堂是台湾人，讲的是台湾话也就是闽南话，而梁启超是广东人，讲的是广东话。由于两人方言有碍交流，遂以笔交谈，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据《林献堂纪念集》卷一年谱记载：1907年，27岁的林献堂携秘书甘得中赴日本求见梁启超，请教他对于台湾前途的看法。梁启超给他的回答是：“中国今后三十年，断无能力帮助台人争取自由。故台胞切勿轻举妄动，而供（作）无谓之牺牲，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本国之手段，厚结日本中央政界之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过分压迫台人。”

台湾学者许俊雅编注出版《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一书中收录了大量梁启超、林献堂及其他几位相关人士之间的书札往来，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清晰地记录了梁启超对于林献堂的影响，以及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从中也可以得知，林献堂与梁启超共有四次会面，第一次就是上面所提到的1907年的林献堂赴日本求见梁启超请教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也得到了在台湾开展非武装抗日斗争的启发。第二次会面是在1910年春天，林献堂携长子和次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在即将回台的途中，又往访梁启超于神户的住所，并邀请梁启超到台湾访问。第三次会面是1911年春，梁启超应雾峰林家等台湾遗老之邀，携长女令娴赴台相见，此次会面，虽然只有短短十余日，却留下了近百首的诗词。第四次会面则是1913年林献堂应梁启超之约，跨越海峡来到北京相见。共同的民族大义使隔海相望的梁启超和林献堂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留下来的往来书札，对台湾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日据时期，日本急于矮化台湾人，在这种状况下，为保留住台湾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林献堂积极参与林朝崧、林幼春创办的爱国诗社“栎社”，用诗文留存民族文化的薪火；同时，联合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为台湾人争取教育权，于1915年创设了台中中学（即今台中一中），实现以台湾人的资源教育于台湾人民。1921年1月起，林献堂开始向日本国会提出设立台湾议会的要求。同年与蒋渭水共同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担任“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协会网罗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当时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当时台湾政治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1934年，设置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中止，期间共发起10多次的请愿运动。1936年，林献堂访问祖国大陆，他在欢迎会中致辞中说：“我们回到了祖国！”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在台日本媒体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公开场合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殴打，这一事件被称作“祖国事件”。林献堂也因此避居日本东京。

为唤起台湾人民的近代民族意识，林献堂致力于推动台湾民族运动，创办了《台湾新民报》。1946年5月，林献堂当选为第一届台湾省议员。同年，在台湾光复一周年之际，台湾知名人士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由林献堂带领，前往陕西拜谒黄帝陵。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人民爆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二·二八事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生都在为台湾争取民主和民族尊严而奔走的林献堂却被列为“台省汉奸”的黑名单，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狱之灾。1949年9月，林献堂黯然离开台湾到日本寓居，1956年，76岁的林献堂在东京病逝，之后归葬台湾。一生抗日的林献堂，却总是在生命中最受危难的时候，避走日本，最终死在日本，这不能说是命运的一种捉弄。“异国江山堪小住，故国花草有谁怜”，如此伤感的诗句，正是当时林献堂的心情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