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悠长的午后，老屋客厅内，电视机正播放着抗战80周年的纪念剧集。97岁高龄的老母亲坐在藤椅上，神情安详，目光追随着屏幕上行军的队伍缓缓移动。突然，她身子前倾，带着闽南乡音的嗓音陡然清亮起来：“‘字勇军’……看，是‘字勇军’咧！”

我凑近询问，母亲指尖轻点屏幕，眼眸亮如星辰：“当年在圳心楼前，就是这样的队伍！一群后生打着绑腿、背着枪，要去北边打日本鬼子。那时我和你爸都才十来岁，挤在人群里看热闹。整队开拔时，有人高呼‘抗战必胜！字勇军必胜！’我们跟着拍手，那声浪，简直能掀翻屋顶呢。”原来她所说的“字勇军”是“义勇军”的谐音。1938年初春，由闽南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义勇军三百余人，在坂仔圳心楼集训后北上抗日，之后编入了新四军。

母亲的这句话，好似打开了一把尘封的时光之锁。经由她的讲述，父亲跌宕起伏的一生就此徐徐铺展……

父亲的抗战：三度扛枪，九死一生的烽火岁月

父亲赖古荣出生于1921年，是平和坂仔的贫苦子弟。祖父早逝，他与腿脚不便的奶奶及年幼的弟弟，在半山腰水冒社的破旧土屋中艰难度日。抗日烽火蔓延至闽南后，保甲长挨家抽壮丁，家中两个男丁须抽一人应征。1940年初，父亲揣上奶奶连夜蒸好的红薯，毅然决然踏上抗战征途，首次扛起了枪。

队伍在龙岩短暂训练后，奔赴浙江温州、丽水前线，父亲成为一名重机枪手。在丽水的一场桥头堡阻击战中，他把机枪打得枪管滚烫，可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瞬间让身旁的战友被气浪卷走，残肢挂于树梢。战斗失利，队伍溃散，父亲跟着两位闽南同乡一路南逃，钻山坳、藏草堆，夜间常闻狼嚎，饥饿时只能挖野菜果腹。逃亡途中，从歇脚处的山民口中，他听闻那支编入了家乡“义勇军”的新四军在江北英勇杀敌的故事。他们神出鬼没、善打硬仗，父亲内心隐约感觉，那才是真正能打鬼子的勇敢队伍。

行至江西赣州，他们遭遇地主武装截击，被抓住捆起毒打，逼其承认是“逃兵孬种”，最终他们被塞进壮丁里顶替地主家的人头，再度被强征入国民党抗战部队。当年底，队伍在江西与日军交战，再度溃败。父亲从死人堆里爬出，满身血污，昼伏夜出往家乡方向逃。

“噩耗”抢先传回了家。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同连队的一个诏安逃兵先行逃回，路过敲门告知奶奶“古荣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奶奶当场晕厥，次日请来神婆祭拜招魂，那些天奶奶双眼哭肿得像桃子。但几日后的另一个雨夜，坂仔圩黄陂楼舅公的儿子匆匆赶来报信：“姑姑，表哥还活着，躲在我家里！”奶奶不顾腿疾，第二天天不亮就摸黑瘸行十几里山路，清晨在舅公家见到瘦脱形的父亲，将他紧紧抱住，哭湿了衣襟。父亲在舅公家土楼顶层阁间躲藏了好几天。后来，舅公借债凑钱贿赂保甲长，父亲才得以悄悄回家。

家中一贫如洗，父亲怕再次被抓壮丁，只能进山打零工，挣点盐、米与红薯，勉强维持家人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不久，坂仔井美甲（今联建村）的一户富户探得父亲逃回了家，找到家中，愿出钱雇他顶替被抽壮丁的儿子，并威胁若不答应便以“逃兵”告官。奶奶攥着父亲的手直发抖，父亲看了眼空荡荡的米缸和灶台边瘦小的弟弟，最终接过钱，递给哭红双眼的奶奶。这是他第三次扛枪。此后，他扛着重机枪在湖南、浙江战场上抗击日寇，历经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辗转间，父亲断断续续听闻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心底那份模糊的认同感渐渐清晰起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初，父亲随队伍进入杭州城受降，民众沿途夹道欢迎。年末，为照顾家人，他退伍回到水冒社。父亲完成了那个时代一位平凡百姓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悲壮担当。之后，他垦山地、种红薯、钻树林、猎野货，与家人相依为命。

解放战争：当“接头户”，血雨腥风中守信念

数载烽火锤炼，父亲胆识渐长，在家乡有了一定号召力。1947年秋，父亲迎娶母亲。当时，位于五甲（现坂仔五星村）半山腰的水冒社仅父亲与堂兄赖柳枝（1945年牺牲）、赖鹏等三户人家，他俩此前已加入地下党。受其影响，父亲频繁进山，加之早年新四军的事迹在其心中埋下信念的火种，他结识了陈天才（解放后首任平和县委书记）、赖国文（解放后曾任平和县县长）、卢友信（解放后曾任平和县副县长）等闽南红军游击队领导人。

父亲与母亲成为地下党“接头户”。父亲会趁黑夜把游击队的“派单”塞进地主门缝，勒令其按时按数提供粮食、布匹与药品，白天则站岗望风，遇白匪军围剿或行迹可疑者，便设法向山中报信。

母亲同样肩负重任。她熟记暗号，赖国文称“大头啊”，卢友信叫“朱聪啊”，或用仅少数接头人知晓的秘密暗号“赤秋的”。傍晚，她会挎着装满红薯的竹篮进山，在山坳喊出暗号，游击队员便会从荆棘中现身接过篮子，并常塞给她一把野果答谢。

危险悄然降临。1948年冬，叛徒“猴沓啊”出卖了接头户，父亲与赖鹏被捕，先后被关在白匪军控制的金京洋村牛栏、高坑乡片子保保安团牢房，最终被囚于当时县城九峰镇的黑牢。敌人用灌辣椒水、捆绑吊打、拿烧红的香火烫身等手段，逼他们“自新”，父亲被打断肋骨，落下一身伤病。但两人始终坚贞不屈，数月后经地下党买通看守才被救出。出来时，他俩浑身是伤，虚弱到无法站立，视力也因久囚黑牢而模糊。同时，水冒社因“窝藏红军”遭白匪焚毁，家人只得借住邻村枣树下、四井楼的牛棚。

解放后：护战友、守安宁，党和政府记挂“五老”

那段血雨腥风中结下的情谊，在“文革”时意外成了“护身符”。解放后，赖国文任平和县长，因清廉亲民常赤脚行走田间，被称作“赤脚县长”。“文革”期间，他遭造反派追斗，走投无路之夜摸黑逃至我家。母亲记忆犹新：“那天他一身泥，头发乱蓬蓬，进门就说‘嫂子，求个地方躲躲’。”父亲将他藏于楼上，一藏月余，饮食由母亲和哥姐悄悄送上。这位当年的红军、义勇军骨干，危难之时回到曾并肩战斗过的“接头户”家中寻求庇护。待“大联合”后局势稍缓，他离开时正值端午，母亲装满一布袋粽子相送。他抱着粽子，眼圈通红。

后来赖县长调任东山，仍念着我们。因他老家“古树坪”解放前被白匪军焚毁，1974年，他委托时任枣树下生产队长的父亲盖了四间两层泥瓦房，盼退休后居住，最终却定居东山，房子空置多年后转售乡邻。那几间土屋，似是那一代红军游击队、义勇军战士与我家穿越烽火、延续半世纪情谊的沉默见证。

1984年全省开始“革命五老”认定，颁给父亲的证书上写着“赖古荣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接头工作，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一定贡献……”。但因血雨腥风岁月落下的伤病，父亲于1985年5月离世。母亲至今守着枣树下的老屋，她也是“革命五老”，党和政府从未忘却她。早些年发年画慰问，过年发10元慰问金；如今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的“革命五老”生活补助，县领导逢年过节还会来探望。母亲总会捧着慰问品笑着说：“共产党念旧，有人情。”

微风拂过老屋门前的菜园，花果轻摇。80多年前，母亲和父亲在圳心楼前目送“义勇军”北上，眼中是少年的热血；后来协助游击队员、送救命粮，内心是无畏的胆魄；如今颐养天年，五代同堂、儿孙绕膝，近百人的大家族，守望的是稳稳的安宁，——当年红军游击队、义勇军为之奋斗，父亲历经生死为之追随的，不正是眼前这般的好光景吗？

菜园里，母亲弯腰摘了一把青菜，塞进我手里：“拿回去炒，嫩着呢。”阳光洒在她的银发上，暖意融融，恍若当年圳心楼前那一缕春阳，照亮母亲眼中一个个“字勇军”的身影，照亮他们不曾远去的背影。（作者：赖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