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日，北京宣武门外冰窖胡同，“漳郡会馆”的匾额在斜阳下泛着微光。馆内，被同僚尊为“昂邦苏先生”的苏明正细细打量新置的十一间房舍，浓重的闽南乡音与京腔交织，在胡同深处晕染出独特的声息。这位来自漳州平和坂仔石鼓堡的显贵，曾是郑成功麾下镇守海澄的副将。四年前，他为故乡筑起一座寓意“固若金汤”的“石鼓金汤”楼。此刻，已身居清廷一品内大臣、御封子爵（满语称“哆李几昂邦”）的他，正以位极人臣的影响力，为在京打拼的漳州同乡擘画一处坚实的家园。作为史上漳州平和坂仔品秩最高、唯一获皇帝御封的子爵爷，这份桑梓情怀，在青砖灰瓦间愈发厚重。

会馆渊源：从明代旧迹到清初困局

漳郡会馆的脉络，可追溯至明代。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点校的清代《漳郡会馆录》记载，嘉靖年间，漳籍礼部侍郎吕旻曾在内城西南创建会馆，“凡缙绅先生与夫孝廉、明经、上舍、游宦之往来，莫不送迎有藉，至有依而去有思”。馆内供奉漳州城隍，既是漳籍人士在京的聚首之地，更是漂泊异乡者的精神原乡。

明清易代的洪流中，会馆因所在区域被划为旗地而失去容身之所。清初，祖籍漳州长泰县的顺治九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叶先登在《漳郡会馆录》中记述，当时漳籍官员只能临时租赁民宅安置城隍神像，“设处百金，付乡亲陈士域，别赁净室，权为崇奉”，寥寥数语，道尽南方士人在京的窘迫与无依。

苏明力主：跨越朝野的重建之举

转机，因苏明而来。这位与平和老乡、一等海澄公黄梧渊源深厚的重臣（二人同为郑成功旧将，顺治十三年一同献海澄城归顺清廷，分获子爵与公爵），随后晋京任一品内大臣后。顺治十八年，在京城漳籍同僚推举下，以“谓余实处京师，事必无所诿”的担当，联合远在漳州的“海澄公”黄梧、将外放山东青州任官的翰林叶先登，以及祖籍漳州长泰县的顺治六年进士、户部主事戴玑等，织就了一张跨越朝野的建馆筹资网络。

《漳郡会馆录》中，顺治十八年辛丑科会元、龙溪人陈常夏所撰《志》记载：“会馆议建于戴天部、叶太史两先生，既以丁酉冬（顺治十四年，1657年）捐赀百金。至辛丑春（顺治十八年，1661年），昂邦苏先生力主其事。”从捐金名单可见，苏明捐银二百两居首，黄梧寄银百两紧随其后，当年新科的八位漳籍进士合力捐银四百两，赴京赶考、办差的漳籍举人士子亦纷纷解囊，共筹得数百金。最终，在内大臣苏明主持下，“因将所有各银额，举置会馆于城之冰窖胡同，为堂二，房十有一”，一处新的乡关，就此在京城落地生根。

会馆新貌：闽南文化的京城据点

重建后的漳郡会馆，处处浸润着闽南的烟火气。馆内正殿“崇祀郡神”——漳州府城隍的香火绵延不绝，兼祀文昌帝君、关圣帝君。苏明在《建置会馆序》中特意强调“春秋享祀，岁时伏腊”的仪式，在满清统治的核心地带，这是对闽南家乡礼俗最坚定的守望。《馆录》记载此为“东馆”。至雍正四年，因漳州赴京应试者日增，漳浦人、帝师蔡世远率众人在正阳门西煤市街再置“西馆”，有馆舍四十二间。东西馆统称漳郡会馆。

会馆的意义，远不止于祭祀与落脚。作为“敦洽梓谊”之地，《会馆规约》订立“本馆轮流京官一位，收掌簿籍，主持宾祭，为馆长”，由京官任馆长，使得会馆有别于商业客栈。苏明亲任首任馆长，馆中特意设置“膏火房”，向寒门士子发放“膏火”，资助在京的食宿、笔墨、取暖（柴炭）、灯油钱等开销。他还订立规矩：“住馆京官让候补候选者，候补候选者又当让会试廷试乡试者”，明确“会馆惟候补候选、入觐、会试廷试乡试得住，其余杂事人等不许住宿，以妨生事混扰”。康熙六年，补充规定更细化到“每科会试前三月即腾空房间，专备试子居住”，让会馆成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加油站”。

会馆故事：从寒门励志到保台呐喊

有清一代，漳州籍或迁台漳籍进京赶考的士子，多曾在此栖身。《漳郡会馆录》的捐金名册里，记录了从顺治己丑年长泰籍进士戴玑，到乾隆丙辰年进士、漳浦籍帝师蔡新蔡相爷，再到光绪戊戌年台湾进士汪春源（后定居漳州）等149位漳籍文进士；以及从康熙癸丑年诏安人孙如龙到光绪戊戌年诏安人涂震等88位漳籍武进士，还有诸多漳籍文武举人、贡生、国学、官宦的名字，字字皆是奋斗进取的印记。

其中，乾隆年间，平和籍贫寒学子曾萼，靠着会馆资助的食宿与每月二百文的“膏火”补贴，在馆内苦读不辍，最终于乾隆十六年辛未科考中进士，成为寒门励志的标杆。而出生于台湾安平县（今台南县）的台湾最后一位进士汪春源，1895年在会馆得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联合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及台湾籍官员，写下《台湾举人上书都察院泣吁勿弃台地呈文》，上呈都察院代奏光绪帝，痛陈割台之害，发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悲壮呐喊，字字泣血，回荡在会馆的梁枋之间。

会馆记录的细节里，藏着更多鲜活的故事：康熙十二年，龙溪举子陈某因“携妓入馆”被罚银二十两，显露出会馆作为道德教化场所的底色；乾隆三十六年，蔡新将御赐“福”字匾悬于正堂，引发“逾制”争议，最终以会馆属苏明“子爵府第规格”为由获准。每至年节团拜、科举放榜，更是八方乡党齐聚的热闹时刻，“演戏酬神，饮酒射谜”，请来漳州布袋戏班子连演三天《陈三五娘》，供桌上摆着从漳州运来的龙眼、蜜柚、香蕉等，让冰窖胡同仿佛飘来了闽南的海风与果香。

会馆余韵：跨越数百年的群体记忆

漳郡会馆的生命力，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绵延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除，始终为漳籍士子提供“卷资”“膏火”等雪中送炭的资助。科举停废后，这座同乡公产顺势转为漳州旅京同乡会的驻地，继续维系着异乡游子的桑梓情谊。其间，在京漳籍人士的身影依旧活跃：1918年会馆重修时，在清华园任教的林语堂作为37位发起人代表之一在《晨报》刊发《重修漳州会馆启》，并在当年6月25日日记里写下了“午后赴漳馆议修缮事，智君主稿登报，予与仲琴署名为倡。玉霖兄自沪汇父捐金五十圆，由予转交”（载《林语堂文集》），他后来也在小说《唐人街》中，以细腻笔触描摹会馆的场景与意涵；1923年5月26日，鲁迅亦在日记中留下“闽人邀饮于漳馆”的记录，为这座建筑增添了一抹文坛印迹。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会馆作为公产收归国家，这座见证了数百年漳籍人士京华宦迹与乡音流转的会馆，才悄然湮没在历史洪流中。

如今，《漳郡会馆录》里的科考名录与捐资账目，仍能窥见漳籍先贤清代居留京城的过往。有关苏明在漳郡会馆与家乡的记载，虽仅散见于《漳郡会馆录》的馆序、捐资名册，以及道光版《平和县志》中“石鼓堡（苏大臣明里）”“授哆李几昂邦，晋一品内大臣，捐置漳州会馆”和镌刻在故乡“石鼓金汤”楼匾额的“顺治丁酉季冬”（1657年）“右都护苏明立”等寥寥数语，却足以勾勒出那段风云往事。

从明代旧馆到冰窖胡同新址，苏明等人为重建会馆奔走的身影，无数漳州士子来此追梦的足迹，让这座会馆早已超越宅院的意义——它是漳州人在京城的生存印记，是闽南文化在异乡的拓展，更是一段跨越数百年的群体记忆。苏明的拳拳桑梓之心，最终化作哺育漳州英才的沃土。这座凝聚同乡之力的会馆，不仅为漂泊京华的游子遮风挡雨，更以资助补贴、住宿规约与向学氛围，为无数漳籍（及迁台漳籍）士子铺就晋身之阶。从蔡世远、蔡新、曾萼、到汪春源、林语堂，一代代才俊在此汲取养分，或金榜题名，或担当道义。

漳郡会馆，这座由漳籍京官轮流担任馆长的会馆，不啻是清朝漳州府驻京办，它是苏明等旅京漳籍先贤留给家乡最宝贵的遗产，一座矗立在京城心脏、持续两百余年为漳州播撒文明火种、输送栋梁的摇篮，它无声印证着：一位游子最深沉的乡情，莫过于为后来者点燃照亮前程的灯火。

（赖金才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