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伏月，愚因陪同有司到九峰调研古镇历史文化，在一民间茶室偶见一方铭文砖，识曰“永固城砖”。毫无疑问，这是一方平和旧县城的城墙砖。

位于平和县西南部的九峰镇，自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奏请设立平和县治以来，历经明、清、民国三个朝代，直至1949年3月外迁至小溪镇，历时430年，一直是平和县治所在地。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打响其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先后攻破了象湖山、可塘洞等43座山寨，肃清了盘踞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乱。之后，王阳明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县治定于河头大洋陂处(今九峰镇)。十二月初九日，漳州府知府钟湘、南靖知县施祥、漳平知县徐凤岐等府、县官员莅临河头，告祀社土，伐木兴工。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有序施工，城郭于次年(1518)九月完工，县堂、衙宇、明伦堂、城隍等县治衙门于十一月建成。县城的规模和基本构成是，城墙高1.8丈，内城周长563.4丈、外城周长596.3丈;建有雉堞1284垛;设有4个城门并建鼓楼于城门之上，还设有东水门、南水门;建有窝铺20间。明、清两代，多次修葺完善;民国时期，以“开公路、建街市”为由，始拆城墙。一座为和邑百姓挡敌御寇400多年的城墙，已然荡然无存，淹没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中。人们只能从历史书籍中去探微索隐，建构属于自己心中的城垣。对此，我不知道是要为今日科技之先进而欢欣，抑是为历史文明之消失而哀叹?

据出生于1910年左右的九峰人曾蔚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撰文介绍：城郭未拆除时，县城内外所有建筑群仍十分完整，从城垣到各建筑群体，设计精巧，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比例恰当，近视主次分明，远瞻浑然一体。民国十五年(1926)，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张贞率部从广东饶平入福建平和，直驱漳州。成立漳龙公路工程处，规划筹建漳州至广东、至龙岩两条公路。次年(1927)，指派部属蒋义和营长到九峰，负责监督实施拆除城垣、建设城琯公路(九峰至琯城)。旧城郭全部拆除后，将城墙拆下的石料、青砖除一部分用来修建县城街道及街道两边的排水沟外，其他剩下的城砖和石料均由当时的公路局拍卖给当地商人和居民用于建筑商店或民宅之用……这些旧城砖，有的至今仍被牢固地保留在九峰镇居民住宅的建筑物上，没有变形，并呈青灰颜色、而打印在城砖上的“永固城砖”等字样仍十分清楚。

如此看来，愚在茶室所见的那一方铭文砖，应是1927年从平和县城墙拆下的青砖。于是乎，我的脑海里瞬间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桩围绕“平和县城砖”而引发的牵涉多位潮汕籍学术大家、两家学术刊物的学案……

平和拆除县城墙之际，少时曾随涵芬楼文钞文谈编著者、侯官人吴翊亭先生就读于平和教官衙署内的潮籍著名学者黄仲琴，恰好旧地重游，“发现此砖，不下千万，随取二方，以为纪念”。1933年，黄仲琴撰文《平和县城砖》，发表于广州岭南大学的《岭南学报》二卷四期。可惜的是，该文已失佚，但从温丹铭的《福建平和县城砖考释》文中可知，《平和县城砖》大致有言：“砖二方，其一面长建初尺一尺四寸、阔七寸、厚四寸五分，识曰‘永固城砖’，笔法似颜平原;其一面长建初尺一尺三寸、阔六寸五分、厚四寸，识曰‘壬子城砖 万年永固’，笔法似赵吴兴。文皆在左侧，制造均精。民国十六年，福建平和县拆城所得。考《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守仁，正德十一年八月，巡抚南赣，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明年，给守仁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十月，志山降，设崇义县于横水，控诸猺。又明年，戮仲容，破上中下三浰，于下浰立平和县，置戍而归，自是境内大定。事在平宸濠及断藤峡之前，是为和平设县之始。”以及“康熙《和平县志》，平和县城，为正德十四年，知漳平县徐凤歧所建，至神宗万历三十九年，知县李一凤添建窝铺。是平和初次建城，在立县后一年，徐令筑造，必秉承文成之意旨，此有‘永固城砖’文者，当为正德间物，由此可想见当时建设之略，令人动景仰先贤之心。其有‘壬子八字’者，当为李一凤时物，惟考壬子为万历四十年，而《志》作三十九年，岂就议添建时言，抑修志时砖未发现，无从证实耶”等等。

同是潮籍的近现代著名学者温丹铭读及此文后，认为黄仲琴“误以广东之和平，为福建之平和也”;同时对“‘永固城砖’，属正德间物，‘壬子八字’者，当为李一凤时物”一说，持不同意见，并以“自不能如此解释”一语反辩;且以“广州拆城之发现南武城砖”为例，指出“疑此为古砖，永固即为城名，筑城时往往有取古砖孱入者”。1934年，温丹铭将上述观点整理成文，形成《福建平和县城砖考释》，发表于《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温丹铭的《福建平和县城砖考释》刊发后，引起学界的彼此争议。《岭南学报》社长杨秋风致函客居上海的潮籍“南社”社员郑雪耘求鉴。郑雪耘当即“驰书漳州，询之著者”，了解具体情况，乃知“以广东之和平，为福建之平和”之误，并非作者黄仲琴之误，而是“学报手民之误也”，并于1934年5月2日将文章出错之因复函告知杨秋风社长。信中郑雪耘还特地说明“黄先生虽籍潮安，然自先世即商于漳，至今犹举家旅漳也。平和近在邻壤，或不致误”，还以“吾辈潮人，其于所属九县，耳熟能详，亦断不至以潮属之澄海而讹为漳属之海澄也”为例，印证黄仲琴不会出现如此低级之误。与此同时，温丹铭也先后致信两封给《岭南学报》，一是就“之前疑平和拆城所得城砖为古砖孱入”一事进行说明;二是就郑雪耘书信的说明，温丹铭认为其撰文“考释之辨正”，是“学问之事，亦聊效切磋之谊，非乐翘人之短也”，希望郑雪耘、黄仲琴不要产生误会。

作为刊发《平和县城砖》的《岭南学报》编辑部，也就编辑、来稿的有关情况，先后两次致函《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编辑部进行详细说明。指出“黄先生从前寄到敝处有砖拓一纸及考释文一篇，均作平和，此文系在去岁署中印刷，当时敝编辑委员等，均因假期离校，仅由校内书记校对，一方固由手民之颠倒误植.而校对之疏忽，亦不能辞其责也”，并希望将相关函件刊发，“以代更正，藉昭事实”。很明显，“以福建之平和为广东之和平”之误，的的确确是《岭南学报》编辑部的校对之误，而非黄仲琴原稿之错。同时黄仲琴也致函《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编辑部，介绍其在平和得到城砖的经过，并对引文出处进行说明，明确“和平虽知有其地，而未到过，印象甚为浅薄，且所引之志书，系平和志，而非和平志”，表达与温丹铭“素未识荆，但知于弟为前辈，且同属学术中人，不欲与所争论”，以及“温先生较弟平和砖论文，亦已读过，实则手民错极，温公有所误会”之意。

之后，《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编辑部将郑雪耘的《为平和县城砖考释复杨君秋风书》、温丹铭的《福建平和县城砖考释书后》《为平和县城砖考释寓杨秋风书》《岭南学报》编辑委员会致《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编辑部的《岭南学报社函一》《岭南学报社函二》以及《黄仲琴先生函》等6封函件汇总形成《关于福建平和城砖考释通讯及书后》一文，刊发于《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以息温丹铭、黄仲琴、郑雪耘等三位潮籍学者围绕“平和县城砖”而引发的学术之争。

有趣的是，这方城砖乃是福建平和县城墙的遗物，而参与学术争鸣的学者却都是潮汕籍，两份刊物亦都是广东的。由此可见，闽粤文化、尤其是漳潮文化交融之深。透过这一方平和城砖与三位潮籍学者的争鸣，便可窥见一斑。

黄仲琴(1884—1942)，名嵩年，号嵩园，祖籍广东海阳(今潮安县)，出生、客居于漳州，曾返原籍应海阳县试，为海阳县秀才，是我国闻名教授、学者，虚怀若谷，不囿于学科学派藩篱。郑雪耘(1890-1969)，原名翼，字雪耘，潮州市人，长期客居上海，是上海著名诗社“南社”的社员，擅长书画、工诗词文章、精通谜语，且勤于著述，素有“岭东才子”之称。温丹铭(1869-1954)，名廷敬，粤东近现代卓越的学者、诗人，原籍广东大埔(今梅州市大埔县)，长居汕头，毕生从事教育、新闻、文化学术及方志文献等事业，著述宏富，在潮汕、客家近现代文化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温丹铭为潮州修志委员会顾问时，郑雪耘以潮州硕彦鸿儒之身份参与该委员会委员。

一桩发生于90年前的“平和县城砖”之学案，早已尘埃落定，被人们所遗忘。然而，三位潮籍学者之间将“为学问之事”视为“效切磋之谊”，追求“考释之辨正”的执着，以及两家编辑部勇于认错、负责到底的精神，值得吾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