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当年的村庄，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分派别的。村里姓李的，宗亲最多，有五六十个沾亲带故，还有几个在外面混得好的人物，所以推选出来的村主任大伯就姓李，他高挑身材，浓眉大眼，壮实得像一座小铁塔，在村庄里有绝对的权威。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改革分田到户，村里的土地要重新划分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我二叔归根结底是外地人，哪能和村里人一样同等待遇，不同意把田地分给他。在土楼里众人聚集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阿嬷对众人说：“不管你们怎么想，天寿就是我的儿子，他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他的老婆孩子都在这里，没有田地可怎么活?这些年，他在这个村子里，该做的事情都尽心尽力，能帮的事情也从不推托。都说做人讲的是良心，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阿嬷说这些话的时候，红了眼眶，抬手擦着眼角的泪水，一些同样姓林的宗亲就站起来支持阿嬷的意见。

但村里几个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站起来坚决反对，最后大家一起面面相觑看向李大伯的时候，李大伯终于开口，他说：“天寿是个好人，在村庄这么多年也帮衬大家不少事情，不能算是外乡人。”李大伯一开口，坚决反对的几个人黑着脸坐了下来，几个姓陈的后生依旧不甘心地瞧着低头不语的二叔，低声骂道：“看来当王八也不错，当王八就可以分田地。”李大伯浓眉一挑，喝道：“哪个不同意的，给我站起来说!”吓得那几个后生随即闭了嘴，于是二叔一家也就有了田地。

但有了田地的二叔一家人，在背后招来了更多人的指指点点。起初是村里一些人偷偷地议论。在当年村里人的眼里，七八岁的我还太小，哪里会懂得他们在谈论什么，所以他们总是肆无忌惮又神秘兮兮地谈论一些关于二婶的话题。甚至在我更大一些，已经开始上学读书识字的年龄，他们对二婶照样进行各种指桑骂槐，各种取笑蔑视，只是我一直也听不清楚他们骂的具体是哪个男人，听来听去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二婶是个喜欢勾搭男人、不正经的坏女人。而且还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话题，目标所指说得最多的是二婶的二女儿小叶，说她长得根本就不像我二叔。

“瞧她那眉眼，哼哼，孩子偷生不得，长得很像的……”

诸如此类的话题很多，闲聊的人们东张西望、抿嘴偷笑，别有一番意味，但我却琢磨不出说的是哪个。这些奇奇怪怪的议论又好像若有若无，大人之间相互窃窃私语，做贼一样偷偷地谈论一些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话。

有好几回我看见阿嬷和二叔脸色铁青地坐在一起，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样子就感到莫名地难过。小小年纪的我，知道村庄里那些流言蜚语，是在说二婶的坏话，是在对我们林姓家族进行不友好的攻击。只是二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还是老样子，经常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里游荡，经常跑去小溪流里游泳玩水，经常把那条红丝巾别在腰间，那随风摇摆的身段，依旧像3月里的柳条，轻佻且迷人。她那种傻乎乎什么都不懂的笑容，她那种若无其事满不在乎的模样，看起来真是让人生气。有段时间，我对二婶充满了反感和厌恶。

有一天，当我又在外面听了一些对二婶肆意取笑的话，气呼呼地跑回家里，看到正在灶台前案板上低头剁猪菜的阿嬷。我跟阿嬷说：“村里人老是说二婶的坏话，实在讨厌，二婶既然是个坏女人，我们把她赶回龙岩好了，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我话语刚落，阿嬷伸手就在我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骂我：“你个小孩说啥话呢，不许这样说，你二婶是个头脑有病的人，我们是她的家人，我们不护着她，谁能护着她?听明白没有?”

可年纪太小的我，根本就不能理解阿嬷和二叔对这个又呆又傻又令人讨厌的二婶为什么要那样宽容和保护。尤其是二叔，整天在田间地头累死累活，回到家又要淘米做饭炒菜，毫无怨言。在那个缺衣少食物质贫瘠的年代，二叔总是想方设法让一家大小尽量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好多次，我看见二叔把刚出锅的地瓜、芋头仔细地剥好皮，吹凉一些，再递给二婶。就是那个老被村里人指指点点的二女儿，也从来没看到二叔对她不好，在她胃口不好的时候，经常见二叔扇着小火炉把米粥熬得黏稠，再加点红糖，一调羹一调羹吹凉，细心地喂到她小小的嘴巴里。

记忆比较深刻的一回，二叔的二女儿生病，几次请村里的赤脚医生过来看，只是孩子反复咳嗽，总不见好。阿嬷那天带我去二叔家里帮忙熬药照看，四五岁的小叶憋得满脸通红，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那赤脚医生说：“孩子这么小，鼻涕和痰又不会自己弄出来，要多拍拍她的背，否则堵住了，一口气上不来，就有生命危险的。”着急的二叔问赤脚医生：“那能不能用嘴巴把她的鼻涕和痰给吸出来?”赤脚医生听了一愣，没想到憨憨的二叔能这样提议。“我也不知道，可以试试看。”赤脚医生说。二叔想都没想，用嘴巴含住小叶的鼻子，硬是把鼻涕和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吐掉。又哭又闹的小叶蹬着两条小腿挣扎一番，但呼吸终于顺畅许多，慢慢地不喘了。后来几天，二叔如法炮制，又哄她喝了好多中药，小叶拖了一两个月的病总算是渐渐地好了。

记得二婶看二叔那样给孩子吸鼻涕和痰，不知怎的竟然紧紧地抱住小叶，呜呜地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二婶哭得这么动情。很多年后我再回想起当年二婶那呜呜的哭声，心里竟然有种莫名的猜想，我猜想她虽然智障，但内心的母爱天性其实是强烈存在的，甚至她也懂得一些人情世故，她放声大哭，大概是要表达她内心的某种东西。记忆中她抬头望向二叔的眼神，有感激，也有愧疚，只是智障限制了她，让她不知该如何表达。

有一回，出门放牛的我觉得肚子饿，想着阿嬷昨天刚拜神用的糯米粿还有一些，被阿嬷收在竹篮里，挂在做饭的灶台上。嘴馋的我偷偷地溜回去，想拿一个到放牛的地方当点心。正想推开土楼虚掩的后门，突然听见屋里的阿嬷和二叔的对话。阿嬷说：“村子里的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也留点心，我看小叶大了，是不大像你。上次我和你说，镇上有一户人家不能生育，想抱养个女儿，不然我们就把小叶送过去给人家。你考虑得怎样?”短暂的寂静之后，二叔结结巴巴地回话阿嬷说：“不像我又怎的?小叶像她阿妈呢，反正我不管那些，只要是桃子生的小孩，就是我的孩子，我实在是舍不得把她送人……”二叔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我甚至听见二叔努力压抑的哭泣声，痛苦而又沉闷。我有点被吓着了，赶紧收回推门的手，溜回放牛的地方。年纪还小的我，虽然不太懂得他们是在说什么，但知道经常被村里人说三道四的二婶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二叔的事情，我感觉我的二叔实在是好可怜。

4

我在9岁那年秋天，和两个哥哥一样，被父亲带到他工作的乡镇开始读小学。镇上有父亲的单位宿舍，虽然拥挤，但住宿条件和生活条件已经比土楼好很多。我们也只有节假日才会回十几公里外的村庄。每次回去，看二叔二婶还是那样过日子，没看过二叔对二婶有过任何打骂或者不好。那时我父亲因为已经转正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按照供应每个月都能领到30斤白花花的精细面粉，母亲经常会蒸一些馒头，总叫我拿几个送去二叔家里。每次送馒头过去，二叔总是先递给二婶，说：“赶紧趁热吃。”

经常躲在家里的二婶，因为没经过劳动，体态丰满，皮肤白皙，看起来比常年劳动皮肤黝黑满脸沧桑的二叔确实要年轻好看许多。有一次我又送馒头过去的时候，二婶家里的柴门关着，推不开，心想大白天的，二婶大概又去哪里游荡了。于是端着馒头的我绕到二婶家的后门，想着二婶家的后门经常没锁也能打开。只是在我刚拐过墙角的时候，二婶家的后门突然飞快地打开一条缝，身材铁塔一样的李大伯探一下头，然后从门缝里闪了出去，沿着墙角的柴火堆一溜烟消失在甘蔗园的田地里。我有点惊愕，似懂非懂，站了一会儿，再端着馒头进去，只见二婶撩起床上的蚊帐，脸色苍白地坐在床头。我把馒头刚放桌上，只见二婶捡起甩在地上的红色丝巾，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地大哭起来，我这才看清楚那条大红丝巾不知何故已经被撕裂开来，绣在四角的桃花零落，破碎不堪，就像二婶激越的哭声，悲伤而凌乱。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二婶哭，当时她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有点吓着我了，我转身也一溜烟地离开了。

回到家，我问阿嬷二叔去哪了，阿嬷说你二叔带三个孩子去镇上赶集了，还没回来吗?你二婶在家不是?没看到人吗?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告知阿嬷和母亲刚才的事情，只说：“红丝巾不知怎么被撕破，二婶哭了起来。”正忙着要出门的大人们却没在意我的表情，只有阿嬷回一句：“撕了好，省得整天挂在腰上招摇，不管她，不知又闹什么疯魔!”就自顾自地忙她们的农活去了。在我放寒假又回村庄里的时候，意外地听阿嬷说，二婶又怀孕了，她自己又不会说，现在发现时已经有3个多月。听到这个消息的这年春节，二婶刚满36岁。

二婶怀孕是个意外，因为阿嬷说她问过二叔，二叔说二婶因为对节育环敏感放不得，乡镇里发安全套，平日里他都注意避孕的，怎么就怀孕了他也不知道。既然又怀上了，只好准备再生，尽管前年生三女儿小青的时候，卫生院的医生曾说二婶的血压很高，身体已经不适合再怀孕。

后来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又到镇上读小学去了。等到春暖花开，天气渐渐炎热起来的时节，经常跑出去游荡的二婶不慎摔了一跤，动了胎气，流产了。二婶不知是因为受到惊吓还是这次早产让她的身体伤害严重，终于病倒在床上十几天起不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开了很多消炎药和偏方，只是她的病情反反复复，面颊潮红，经常说很热，难受。拖到5月初的时候，二婶突然高烧不退，很快陷入昏迷，送进县医院抢救两三天，又抬了回来。抬回来的第二天清晨，只剩下一口气的二婶终于晃悠悠地睁开眼，三个孩子趴在她的身旁哭成一团，二叔紧紧拽住她的手，红得好像要出血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看，怕她突然从眼前飞走一样。

二婶游移的目光在二叔和三个孩子身上转了几圈，默默地转向窗外很久。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那棵枝繁叶茂的小碧桃那乳白色的花蕊在青翠的绿叶间熠熠生辉，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悄悄滚落下来，瞬间不见踪影。二婶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我要回家……”，渐渐合上了双眼。

伤心的二叔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说自己没有照顾好二婶。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母亲慌慌张张找到镇上，对父亲说：“不得了，天寿在山上，把村主任打得牙齿掉了好几颗，满脸是血，村主任的那些亲戚现在拿刀拿棍子，把天寿堵在屋子里，扬言要打死他，怕是要出人命啦。”母亲催促着父亲赶紧报告镇上派出所，只见父亲沉吟了一会儿，说不可，就与母亲急匆匆连夜赶回村庄。据后来我阿嬷说，我的父母还没赶到村里，村主任就已经把他的那些亲戚喊回去了。村主任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山崖摔伤的，和我二叔无关。这本来是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只是大家后来都避而不谈，我偶尔问起也总被长辈呵斥，也就把心里的很多问号藏在了心里。

又过了几个月，二叔把二女儿小叶送了人，就是以前阿嬷提到的那户不能生育的人家。那天，二叔把小叶带到那户人家的时候，8岁的小叶哭得一塌糊涂，对满桌子的菜和糖果也置之不理，只死死地揪住二叔的裤脚不肯放，但二叔还是狠下心来，掰开小叶的小手就大步往前走，再也不肯回头看一眼。哪知小叶竟在半夜偷跑出家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那对老夫妇醒来开始寻找，哪里还有小叶的踪影?后来几天二叔跟着那对老夫妻用雇来的拖拉机四处奔跑，还去镇上的派出所报了案，可就是再也找不到小叶的人影。派出所的民警说，估计那晚小叶跑出那户人家，是想回到十几公里外的村庄，却迷路了，说不定被别人收养了，或者被人贩子拐走了，总之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也只能如此猜测了。

阿嬷长叹一声，浑浊的眼里滚出了许多泪水，经常跪在土地爷庙里，喃喃自语：“菩萨保佑，孩子平安无事，平安无事……”

村主任不知为什么在半路上揪住二叔的衣领，两个人厮打成一团，彼此头破血流，被村民们劝开了。这场死去活来一样的决斗让二叔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还落下腿疾，从此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只要阴冷天就要不停地擦药酒，说骨头里痛。此后多年，村主任与二叔形同陌路，再无交集。

还好二婶的大女儿小珍和小女儿小青，逐渐长大成人，两个女孩子皮肤白净，性格文静，已经能替二叔做很多家务，而且在村办的小学里成绩名列前茅。村里人看到，以前经常被二叔绑在门栓上的那个脏兮兮、爱流鼻涕的小女孩，现在竟然都出落得健康漂亮。以前动不动就指桑骂槐取笑二婶是精神病人，会遗传给小孩的女人们，现在看到二婶早早离开人世，想骂也找不着对象。何况二女儿小叶，以前人们最爱说东道西的那个小女孩，也彻底失踪了。每次人们谈起她，都惋惜不已，感叹老天爷不知给她安排怎样的命运。还有人渐渐地谈起二婶的好，说她一辈子都不会和人家争长论短，无论人家怎么骂她都没意见，说起来算是个好人。当年带阿嬷和二叔去谈成这桩婚姻的媒婆阿花更是经常说，是她给我二婶带来好运气，替她找了二叔那样的好男人，才有这么好的命运，虽然她智障，又呆又傻，但结婚十几年，没受过什么劳动和生活上的苦，虽然年纪轻轻就走了，但还算好命，真是傻人有傻福。

5

再后来小珍考上江西的大学，在那里谈了男朋友，在江西安了家，并且成长为江西某市区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后来小青也成了她大姐医院里的一名护士。两姐妹都在江西的城市里扎下了脚根，就把我二叔也接去江西生活，就连原来我二婶在村庄里的坟墓，后来她们两姐妹大概觉得每年回来扫墓不方便，也就在江西买了墓地，把我二婶的骨灰也迁走了。原来被视为生命一样的房屋田地也都不要了，只交代村庄里姓林的本家使用照看就是。二叔去江西居住多年的岁月里，还回来过很多次，因为他的心里一直牵挂着阿嬷和二女儿小叶的去向，每次要走都紧紧抓着我阿嬷的手不放开，愧疚的眼泪含在眼眶里，一再叮嘱交代阿嬷要多打听关于小叶的消息。

再后来阿嬷过世，二叔带两个女儿回来做最后的告别。又过了两三年，小珍来电话通知说二叔也过世了，和二婶合葬一个墓地。

我们也已经搬离土楼很多年，偶尔回去，土楼厚厚的墙体就像千疮百孔的老树皮一样，原来厚重的土楼大门竟也坍塌掉一半。很多人早都已经搬离了这里，只剩下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孤寂的村庄里。奇怪的是二叔那老房子院落里的小碧桃越来越茂盛，已经有小桶粗的树干，每年桃花盛开和桃子成熟的时节，依旧给这孤零零的院落增添许多热闹。更奇怪的是李大伯还在土楼里住着，听说无论别人怎么劝，他就是不离开这里，甘愿一个人住在老屋里。我前几天回去的时候见到他，当年铁塔一样的体魄，现在好像要赎罪一样深深地弯下腰去，驼着背，每次和别人交谈的时候，他总要艰难地抬起头，看起来很是别扭的样子，当年说话权威、浓眉大眼的英姿早已荡然无存。我当时的脑海里突然就闪过我二叔二女儿小叶小时候那浓眉大眼的漂亮脸庞，确实是长得很像，只是一闪而过，像土楼迎面飘来的丝丝寒风，终究无处可寻，只剩一声沉重的叹息，在心里久久地盘旋，不能落下。

我在二叔的那个老房子前，拍了几张照片，微信发给小珍。半小时后小珍回复我：“谢谢阿姐。一切都值得怀念!”

——该文刊发于《福建文学》2022年新人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