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鲁迅，是两座山峰，这山峰既有交集，也有分离，得与失，如今有不少文章提及。

林语堂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加入了以鲁迅为首的《语丝》阵营，成为一名激情飞扬的战士。和鲁迅并肩作战也好，归入鲁迅麾下也罢，林语堂成为被视为有“异端之家”之称的北大的一位激进的教授。林语堂曾经和鲁迅交往过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某些文章里面，把林语堂写成跟随鲁迅之后，有明显的扬此抑彼的倾向，甚至把林语堂写成十足的落后分子，其实这也有失偏颇，其实林语堂未必都在鲁迅之后。

林语堂在1926年3月18日的学生运动之中，当时他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兼教务主任。早上八时，当他接到刘和珍的电话，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请准停课一天。林语堂允许了，当天下午，当林语堂听到刘和珍惨死之后，立即赶往现场。而且在第三天，也就是二十一日，林语堂就愤然写下《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在3月29日的《语丝》第72期，而鲁迅是在四月一日写下《悼念刘和珍君》，发在4月12日《语丝》第74期。时间也许有时候未必能说明什么，但时间有时候又说明什么。

林语堂不仅仅写文章，他还亲自上阵，有几次用竹竿、砖石和警察打架，有一次被击中眉头，流血不停，后来留下很深的伤疤。林语堂还为此得意洋洋地说，他扔砖头的手法不错，是因为他小时候喜欢把石子撇到水中，能使石子在水面滑一个距离才沉下去，也就是闽南小孩子大多会玩的“打水漂”。另一种说法是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掷棒球的技术很好。无论从哪个角度，林语堂是既动笔也动手，他直接冲在第一线，但鲁迅好像没有。

当被列入通缉名单的时候，林语堂先到厦门大学，而鲁迅是林语堂邀请来厦门大学任教的。至于林语堂本来赞同周作人鼓吹的“费厄泼赖”精神，认为“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受到鲁迅的批评。但在“三.一八"之后，林语堂改变了态度，同意鲁迅所说“打落水狗”的道理——“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的话。林语堂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文，支持“打狗运动”，主张“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策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当林语堂被批判为“土匪”的时候，他干脆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祝土匪》。

其实关于打落水狗，林语堂在1926年的1月23日，就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林语堂的思想反复，是对自己认识的一种修正，是一种勇气，多少人为了掩饰自己而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或者死扛到底，而林语堂不是，他这种直面自己勇于认错的勇气应该得到肯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当时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这时候，林语堂的排名在鲁迅之前。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暗杀以后，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语堂家门口晃来晃去，林语堂没能参加6月20日的杨杏佛入殓仪式，鲁迅没有看到林语堂，很生气，以为林语堂害怕了。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的杨杏佛出殡下葬仪式。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无意非得为林语堂和鲁迅分清伯仲，相信他们两个人也不愿意如此。林语堂和鲁迅既然是两座山峰，肯定是各有风景，正如林语堂是批判地接受传统文化，宣扬传统文化，并且以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为荣，而鲁迅对于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以至于有观点认为鲁迅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一样。林语堂和鲁迅，我们都应该站在一个距离之外观看，或许如此，他们会更成为无限风光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