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影响巨大，相信被林语堂改变人生走向的人不在少数。

毕竟，改变是个很宽泛的字眼，理想的选择、性格的改变、兴趣的转向、追求步伐的转变等等，而每个细小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到生命的轨迹差异，积累之后，或许就改变人生走向了。当然，也有直接把人生方向盘猛打一把，改变人生的走向的。这样因林语堂而改变人生转变的人无法统计，也永远统计不清楚，或许，有些时候连当事人都说不清楚。

有些时候做点巡视、检点，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发现因林语堂而转变的，至少可以看到不少名人的身影，比如马悦然，比如季羡林。

马悦然先生是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这样的头衔让他在中国作家中可谓如雷贯耳，但是，如果不是林语堂，马悦然也许就是和我们不相干的人，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听到。因为当马悦然先生二十岁服完兵役之后，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他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书，让学生们欣赏我自己所最欣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如果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马悦然或许会成为一名很好的教师，而不是著名的汉学家，更不会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但没有如果。一九四六年的春天，马悦然正在忙于准备考拉丁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有一个人出现，马悦然改变了人生的走向。这个人是林语堂，当然，马悦然没有看到林语堂，他看到的是林语堂的书，把林语堂的著作借给马悦然看的是马悦然的伯母。“我读那部书的时候简直没有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自己。”马悦然在自己的文章《想念林语堂先生》中写到。

马悦然看到的这本书是《生活的艺术》，尽管马悦然没有提到书名，但他讲到这本书的第五章里，林语堂谈到庄子和老子的哲学，我们由此可以推定。马悦然一读完了那一章，就到大学图书馆去借《道德经》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在看了这三种译文之后非常惊讶：这三本译文的差别那么大，怎么会出自一个共同的本子呢?于是马悦然鼓起勇气给瑞典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询问自己能不能拜访他。高本汉那时当瑞典远东博物馆的馆长。马悦然去拜访高本汉的时候就问他《道德经》哪一种译文是最可靠的。“都不行!”高本汉说，“只有我自己的译文是可靠的。还没有发表，我愿意把稿子借给你看。”马悦然过了一个星期把稿子还给高本汉时，这时候，马悦然人生就此转向，马悦然在《想念林语堂先生中》写到：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学中文呢?”“我愿意学!”我说。“好，你八月底回来，我就教你。”高本汉说。瑞典就此少了一个高中老师，但世界上多了一个汉学家。

马悦然一九四六年八月搬到斯德哥尔摩去，开始跟高本汉学中文。头一个课本是《左传》，第二个课本是林语堂的“老朋友”所写的《庄子》。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马悦然跟高本汉学的多半是先秦文学著作和历代的音韵学。攻读中文的同时，也读了林语堂先生很多别的英文版著作，像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国与吾民》)、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 和他的最精彩的以《红楼梦》为原型的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 (《京华烟云》)。

林语堂就这样影响了马悦然，改变了马悦然的人生走向。

还有一个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季羡林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他当年的求学方向受到林语堂的影响。季羡林当年最初选择美国为自己的留学方向，只因为读了林语堂的《论美国大学》，看林语堂曾经说过美国大学的不好，他把留学美国的人生方向转向德国。这应该是人生选择方向时候的重要意见，季羡林相信了林语堂的判断和意见，宛如行走到了交叉路口的时候，看到某个指示牌或者行人的指点，踏上哪个方向其实就是命运的拐弯。

其他人，也许还很多。后来，马悦然写了《想念林语堂先生》，他在文章中说到“我开始阅读林语堂先生的著作的时候，我是一个没有多少生活经验的才二十岁的少年。那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古老，非常神秘而且非常陌生的国家。我八十二岁的时候再读林语堂先生的书，中国早已变成我的第二个祖国。”而季羡林，在2007年他已经97岁高龄的时候，爽快地挥毫，题写了“平和林语堂文学馆”馆名，那时，林语堂已经逝世3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