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土楼，不一定要有它雄伟的建筑群体或是美妙的古代雕刻，即使破败啦，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它的凄美，特别是有文化、有故事的土楼更能让人刻骨铭心。

在薄雾缭绕中，在峻岭青山环拥下，在幽静山野中，平和县崎岭乡南湖村屹立着两座建筑风格一致、楼大门相对的明代土楼，当地人俗称顶楼和下楼。行走在这样的土楼里，你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几百年的时间，土楼经过多次毁坏、重建的过程，如今已面目全非，唯有保存原始的雄伟的石磊城门以及“梅杨玊柱”等字样在诉说着古老而美丽的故事。这里，你可以感受得到淡淡慵懒，淡淡从容，淡淡幽雅，淡淡忧伤，淡淡美丽，淡淡寂寞,似不经意地低吟浅唱，却吐气如兰。

顶楼真正的楼名叫“崇庆楼”，居住陈氏族人，下楼叫“玉楼春”，居住着林氏族人。据说，陈氏族人早期发展较好，明嘉靖年间便建起规模较为宏大的的“崇庆楼”。当时，陈、林两个家族关系甚好，互通婚姻，直到有一年山贼到该村劫杀，彻底打破了原有美好的局面。一天，几十个山贼到下楼劫杀，南湖村的林氏六世祖森公被追杀，他带着妻子陈氏逃到岳父家的顶楼避难，没想到，跑到那里，他的小舅子把妻子拉进楼内，而把自己推出来，并紧锁楼门，幸亏跑得及时，林森公跑到村里的河庵口才逃过这一劫。事后，林森公和他的族人吸取教训，奋发图强，发展经济，并于1521年在距离“崇庆楼”不到500米的正对面规划建设一座与“崇庆楼”基本一样的土楼，并发誓与陈氏家族互为仇敌，划地为界，互不往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林氏的“玉楼春”基本建成，该楼总建筑面积为11亩，为楼中楼结构，内楼四层(比“崇庆楼”高一层)，16间房，外楼两层，48间房。

在之后的几百年时光里，林氏、陈氏两个家族从不来往，也不通婚，互比、互斗，就连祠堂“办丁”的民俗活动也要比一比鞭炮谁放得多。1927年，朱积垒和朱思到南湖村开展的革命活动，开始颠覆了两个家族的观念，为这样两座充满历史恩怨的土楼家族之间建造一座“桥”，他们开始和解、沟通。经过几百年的纠葛，林氏、陈氏两个家族再度牵手。

1927年1月间，朱思和朱积垒一起赴漳州参加中共闽南地区党的代表会议后到崎岭玉霞小学(在南湖村)，以教书为掩护，以南湖村为中心，深入楼角、割尾、山头和枫林溪等20几个村庄做艰苦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展60多个农会骨干，成立13个农会小组，组建中共崎岭支部。在这期间，“崇庆楼”和“玉楼春”成了他们主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部分的林氏、陈氏成员因为有了共同的信仰成了农会会员，开始接触并走到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陈大溪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那段时间，朱思和朱积垒住在“崇庆楼”，印象中两个都长得很斯文，有好几次父亲差遣自己请他们两位到家里吃饭。在他们住的房间里，能够看到很多的书籍和子弹。下楼的林日长和林发奖也在讲述着故事，说当时，朱思和朱积垒经常在“玉楼春”内召开会议和讲课，幷成立了鸟铳队和梯子队，为攻打县城做准备。

1928年1月6日，朱思主持成立崎岭乡农民协会，并亲自起草《平和县崎岭乡农民协会成立宣言》，还联合广大会友提出“五五减租”，免除“新粮捐”、“田头鸡税”等苛捐杂税，从经济上打击贪官污吏。3月8日，震撼闽粤的“平和暴动”爆发，朱思任福建工农革命独立第一团副团长，率领崎岭和洋半天农民“声东击西”，袭击崎岭地霸曾锦江“永茂号”布店，旋即挥师直捣县城东南门，袭击外逃之敌。

“平和暴动”爆发后，农会会员受到国民党的围剿，顶楼和下楼的一部分人继续参加革命，还有一部分人共同逃路到“南洋”(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顶楼和下楼的群众已经不计前嫌，一笑泯恩仇，和谐相处，互通婚姻，共同发展。

正像人世间有悲伤和欢乐，现在的两座土楼，依然有烟火，有灯光，还飘着奇兰茶香，还有锅碗瓢盆的欢快交响曲。土楼里，居住着普普通通的人家。看着他们不慌不忙,悠闲自在地聊天，做饭……事实上，土楼这种传统而独特的集合住宅，恰恰又显现出客家聚落文化的某些脉络：“强烈的内向防御性”和“颠沛流离的往事”。如今，土楼的命运岌岌可危，它已越来越不适合现代家庭居住，村民们也都从其中搬出，土楼间的场地也慢慢地变得冷清、萧然，鲜有人气。

暮色中的这两座“牵手”的兄弟楼或者说姐妹楼，在风中屹立，身姿挺拔，身板硬朗。很多村民会情不自禁地走进土楼，回望土楼。对这些村民来讲，土楼是家，家就是土楼。土楼曾经为他们提供了家的庇护场所，虽然现在这个家，有点苍老，有点破落。

在夕阳的余晖中，“玉楼春”的一幅对联特别醒目，“松木公，椒木叔，木木成林皆叔公;崇山宗，歧山支，山山叠出尽宗支”。这个对联是林氏通用联，是林氏的家训，强调要尊老敬贤，长幼有序，要有大的气场和追求，并形成良好的秩序。这也许就是土楼人家为人的根本，也是土楼的文化核心，这种文化气息及和谐牵手的故事于不喧嚣、不张扬之间流露出一份隽雅和美好，并令人为之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