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硝烟味，有过两次。1926年，林语堂在北京街头以投掷垒球的技术扔石头和北洋军阀军警干仗。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不再闲适、平和，而是以战士的姿势出击，宣传抗日，这是林语堂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笔。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林语堂在美国写作。林语堂没有置身度外。林语堂的武器是他的笔。他挥动曾经写过《生活的艺术》等诸多文章的大笔，冲锋陷阵。“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应美国《新共和周刊》主笔之约，撰文痛斥美国的“中立家”。1937年8月29日，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以来怎样得寸进尺地侵略中国，林语堂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这是林语堂坚定的呐喊。林语堂的笔是机枪，连续发射，他先后在《纽约时报》发表《双城记》、《真正的威胁不是炸弹，是概念》等文章，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形势和抗日主张，阐释中日战争背景的文章。南京沦陷之后，林语堂又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锹城记》，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1940年，林语堂在回国短暂居住数月之后再次前往美国，《纽约时报》以《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的标题，刊出了记者写的采访报告。林语堂还亲自投书《纽约时报》，指责美国政府的两面手法，对中国冷淡，却把汽油、武器和大量军用物质卖给日本，发战争财。这些揭露美国“中立主义”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信件，其中有五封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专栏。

林语堂的阵地不仅仅是《纽约时报》。他频频地向《新民国》《大西洋》《美国人》《国家》《亚洲》及《纽约时报周刊》等刊物投稿，谈论中西关系、中日关系、西方对亚洲的策略等问题。林语堂的宣传，在美国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吾国吾民》第13版即将开印的时候继续出现，原书末章本是针对中国社会积习而呼吁改革的内容，但在国难当头再版此书，林语堂补写了一篇80页的文章《中日战争之我见》，作为《吾国吾民》第十章，加在书中，表明了他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

1938年7月1日，在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前六日，林语堂在巴黎写了《日本必败论》，以总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50条理由论述日本必败，还提出合议条件最低三原则。此文发在《宇宙风》第73期，全文发表时林语堂还特意设计了《日本必败论撮要》，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心理上等列出17条理由。这不仅仅是激情的呼喊，不仅仅是快意恩仇的机枪，而是有理有据的分析，冷静而具有杀伤力，狙击手一般，精准射击。

林语堂还以小说的形式宣传抗战。1938年8月开始创作《京华烟云》，这部历时一年的长篇小说，有一首献词“全书写罢泪潺潺，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这部据说是第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可以说是林语堂宣传抗日的重磅炸弹。1941年，林语堂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风声鹤唳》出版。这部小说也是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获得新生的故事。《纽约时报》把《风声鹤唳》称之为中国的《飘》。

透过历史的帷幕，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挥笔作战的身影。林语堂的武器不仅仅是笔，还有嘴，这个从小时候就以开一家辩论商店为梦想之一的平和人，充分发挥他的演讲口才，到处演讲。“七·七”事变后，他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的邀请，去华盛顿向美国阐释中国的立场。1944年，林语堂自中国再次赴美之后，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公寓住下，作为自现场归来的最新证人，连续六周作演说10余场。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还一无所知。报纸、电台不断传出“张绑架了蒋”，“毛主张公审蒋”等等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一个讨论会，林语堂赴会演讲。他先告诉美国人，谁是张，谁是蒋。因为这两个字在英语中只差一个字母，Chang(张)、Chiang(蒋)，绕得美国人头都大了。林语堂告诉大家：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共产党领袖朱德和毛泽东，诚挚爱国，胸襟阔大，度量豁达，蒋虽与朱、毛血战，并高悬厚赏买他们的人头，但他们豪侠大度，认为将来中国抗日，还需要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权威，因此，必送蒋脱险。林语堂断定，西安事变的结局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学良会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事实的发展印证了林语堂目光的锐利，他的演讲为宣传抗战加分不言而喻。其实，林语堂目光的锐利还有个实例，那就是1939年5月9日，林语堂应邀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第17届大会。会上，林语堂作了《希特勒和魏忠贤》的演讲，林语堂预言“自杀乃是独裁暴君的唯一出路”。五年后，也就是1944年4月30日，预言成真，希特勒自杀。

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曾经两度回到国内。1940年4月26日，林语堂携全家由美经马尼拉、香港抵达重庆，回到抗战中的中国，住在北碚。林语堂不仅仅观察了国内抗战的情景，在北碚期间，他们全家经历了几乎天天要跑防空洞躲避日机的空袭的生活，一度搬到缙云山一座庙宇里居住。因为觉得“在国外为中国抗战做宣传，要比在国内跑警报更有贡献”，林语堂写信给宋美龄，表达这意思并征求意见，得到宋美龄的支持。8月，林语堂离开重庆再次赴美，为抗战做宣传。1943年10月，林语堂再次回国。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创作政论著作《啼笑皆非》，并且打破从《吾国吾民》开始从不亲自动手把自己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惯例，破例亲自翻译了《啼笑皆非》该书中的前半部分11篇，后12篇由徐诚翻译。10月，带着译成中文的《啼笑皆非》，随访美归国的宋子文一起乘飞机，从美国经开罗再到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再到重庆。回国后，林语堂十分活跃，或乘车或乘机，飞驰于重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韶关等地，参观，发表演讲。1944年2月，林语堂再次赴美，把自己回国后的见闻，用英文写成了一本抗战游记《枕戈待旦》，由约翰·黛公司出版。这两次的回国行走，让林语堂目睹国内抗战的情形，这为他宣传抗战提供了感性的认识，也让林语堂不仅仅是在距离之外观看。

林语堂不仅仅用笔和嘴宣传抗战，也不仅仅用脚步行走和眼睛观察感受抗战，他还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1938年，林语堂分别用16000美元买了10万银元，23000美元兑换13万银元，存入中国银行。这其中，尽管有为三个女儿留下成人礼的成分，但也蕴含着林语堂对中国必胜的信心，虽然战后这笔存款遭遇了6万多倍的通货膨胀，成为一堆废纸，不过林语堂当时的行动可谓大手笔。林语堂对于抗战的直接经济支持，是捐赠4320法郎，承担了抚养4男2女6个中国孤儿的义务。捐款之后，林语堂对家里人说“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是去帮助别人，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1940年，林语堂首次回到抗战中的祖国，离开重庆赴美前夕，为表示对抗战的支持，将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天生新村”那套四室一厅的住房连同家具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用，林语堂为此还写了一封信。时任“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接收了信和房子。如今，在重庆北碚的老舍故居，就是因为老舍长时间住过林语堂捐献的房子而存在。1943年，林语堂第二次回国在西安期间，还在西安一家孤儿院认养12岁的孤儿金玉华为养女，先供她上学，等战后再接她去美国。1945年，林语堂兑现承诺，把金玉华接到美国，虽然因为夫人廖翠凤和金玉华哥哥的反对以及金玉华本身有心脏病，金玉华只是在美国短暂居住就回国了，但相信大家可以看到热心肠的林语堂俯下身子和金玉华交流的情形。

林语堂不仅仅自己宣传和支持抗战，也支持家人参与抗战活动。当林语堂为抗战宣传和发动募捐的时候，一向夫唱妇随的夫人廖翠凤也走出家门，担任了纽约华侨妇女发起的救济会的副会长。每天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半，她到第57街的救济会办公室上班，向纽约的贵妇人们宣传抗日，开展募捐活动，还召集救济中国难民和孤儿的各种会议。廖翠凤向救济会提出的许多建议和计划，常常令人拍案叫绝。时间一长，她才透露其中奥妙，这些锦囊妙计都是出自林语堂。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就曾在文章中写过母亲廖翠凤得到肯定是背后父亲的功劳。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抗战时期回国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担任军医署署长林可胜的英文秘书。林语堂第二次回国到达昆明的时候，曾经和林如斯见面。抗战刚刚结束，林如斯即将结婚，二女儿林太乙接替姐姐，到上海担任林可胜的英文秘书。

我们看到了和托着一把烟斗，一脸笑容的形象不一样的林语堂，带着硝烟味，保持侃侃而谈和奔走疾呼的战斗姿势，血性、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