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算是教育的“早产儿”。在当时的农村老家，小孩总是要满八周岁才能上小学的。可是我却是在刚满六周岁的年头就被“押送”进小学校园的——姑姑在村小学里当老师，所以我得到了特别的“照顾”。说是“押送”，可见当时极不情愿。当时在班上，我不但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因此，除非是玩集体游戏，同学们才会看在我是老师亲戚的份上，勉强让我参加，否则，他们是不会把我这个不会玩的“小不点”放在眼里的。当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孤独，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受不到上学的快乐。唯一能弥补当时我孤独心灵的是，在县城当营业员的爸爸会在每个周末放假时，带我到他上班的地方玩。虽说那柜台里没一样东西是自家的，可我得到的好处仍然显而易见：我可以比村里其他孩子更早拥有更便宜、更漂亮的文具；更重要的是，几乎每到周末放假，我都会缠着爸爸带着我到他上班的地方，我会躲在柜台里侧，如饥似渴地对柜台里那琳琅满目、十分诱人的连环画、故事书来个先睹为快。

    年少轻狂时，我也做过关于长大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理想：“照顾”到社会的看法，大学是肯定要上的，因为喜欢看书，当时的理想当然就是上某所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一边工作谋生，一边笔耕不辍，最后实现“终极理想”——成为人人仰慕的作家。可是，命运总是要在她认为“适当”的时候捉弄人一下。还没读完高一学业的我，再一次被“押送”上了考取省艺校的考场。而且，鬼使神差的，我居然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复试、文化统考，成为三十名被录取者之一。出于对命运的消极抗争，我疯狂地买书看书，晚上撑着小手电躲在被窝里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临上专业课前因“闹肚子”或“头晕”而请假休息是常有的事。不过，上语文课是绝对不请假的，因为语文老师总爱在课堂上朗诵我的作文作业，还因为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从我难遂心愿的大学情结里，他是我第一个仰慕甚至崇拜的老师。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试着把自己写的文章寄向报社或杂志社，并得以在一些报纸或杂志里的某一页里占得一席之地。

    人家都说“书非借不能读”，可是每次借书回家读后，我总是有一种“不想还”的心理，可不还行么，不行。于是，每次遇到喜欢的书，都想自己买回家看；借回家看的书，看后觉得喜欢，就总想买一本回家放着。参加工作以后，好好静下心来读书成为一种奢想。不过仍然喜欢买书，记得一次到厦门，刚好碰上一家书店以三折书价售书，那一次我带了满满两大袋的书回家。最幸福的是，得以被领导放行前往省文学院创作班进修，时间之短，弥足珍惜，什么也不想也不管，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少时代作过的作家梦，又象一株逢春的李树一样悄悄地开了花，却又稍纵即逝，依旧结出的是酸涩的果子。

    如今，先生常会对着家中占据着整面墙壁的书架上我“陪嫁”过来的书籍调侃我：象你这样，总是“好读懒写”，作家梦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不过，“坐家”你倒称得上——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坐着弄材料，下班再回到家里坐着看点书。文友也常笑我写文章太“休闲”，缺乏斗志。这时我会为自己狡辩：我写文章是“忍不住而为之”，其实我只是想当一名快乐的读者，有书可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