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等三位闽籍文人作家延续近百年致力于用外语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呈现真实的“中国形象”，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纠正外国人的“中国”观感和书写中的无意误解和有意扭曲，但由于时代和作家间的种种差异，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有着丰富而多元的呈现。

　　陈季同瞩目于中国的社会构成和民众的世俗生活，民俗风情、家庭婚姻、艺术娱乐等成为他着笔的重心，但对封建时代的中国多有溢美之词。辜鸿铭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向西方传译儒家学说等经典文化，他在西方的宗教和法律逐渐失去其固有效能而导致战争几率上升的背景下，论证了以“荣誉感”和“责任感”为内核的儒家伦理道德在世界文明中的特点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林语堂与他们两位不同，他是受过五四思潮洗礼的具有现代观念的新文学作家，对于国民性的优点和弱点都加以审视和认知，既有赞誉也有省思，在“儒”“道”二者中更偏爱后者，他为当时中国开出的救世药方为闲适幽默、归隐田园，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他还热衷于将中国古代经典译为外文向世界传播。

　　⊙本报记者朱祥超整理

　　重新认识大师

　　国现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百年，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如何采用新方法、新形式，用新的思维研究林语堂，重新认识林语堂对自然的谦逊与兼容，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特别的意义。

　　林语堂研究的空间无限宽广，等待着人们发掘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还原一个真实的林语堂。当代林语堂研究，要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即要突破文本束缚，上升到文艺理论思想方面的研究；要注重与现实的关联，注意研究方法的创新；要从东西文化的不同影响方面来解开他的“一捆矛盾”，此外，林语堂研究还要一点牺牲精神。

　　研究林语堂，要读得进、坐得住、想得开，方能走近。林语堂是一种文化的代名词，属于人类，也正因如此，林语堂研究也是属于人类的。

　　⊙本报记者王心如整理

　　闽南山水浸润语堂

　　文化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内容，是使一个地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最典型的符号和印记，闽南的语言、宗教、山水等都属于该地文化的组成部分。

　　闽南文化中的闽南山水对林语堂人生观形成的根性影响是深刻的，故乡的山水陶冶并滋润着林语堂，是他创作的源泉，比如他在作品《四十自叙》写的，“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家乡的山水培育起他一颗独特的心,形成了他特有的高地人生观和重“闲适”“性灵”的文学观以及谦和、远大、宽阔、自足与敬畏的性格。他在很多自传性质回忆童年的作品中，很多都是直接写到家乡的山水，以及他沿着九龙江去厦门读书的整个航程，并将闽南方言、山水、民俗、传说等当地文化元素植入其中。这些闽南情结作为精神滋养都融入在他的中西文化知识结构和文章的写作中。 ⊙本报记者朱祥超整理

　　林语堂与闽南民俗

台南大学国文系教授 林登顺

　　

　　林语堂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对于民俗学,尤其福建闽南的民俗研究,更具有开创性的地位。

　　透过他的关系,把当时对民俗学有深入研究的北大学者聘请南下，带动起整个福建的民俗研究热潮,尤其对闽南文化的发扬,更是不遗余力。中国民俗文化的这片沃土,也提供林语堂创作时的题材元素,相辅相成,透过他的作品流传,也让中国民俗学扬名于海外。

　　至今,我们犹能感觉到他那颗活泼、跃动、至诚至善幽默的心。同时,林语堂从民俗学这片沃土上,饱吸营养,灌注到自己的生活、创作、研究中,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热心传播者，有着浓厚节日文化、过节情结的林语堂,更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充分的体现、树立现代的人生观、也建立现代的新文学新风貌。

　　⊙本报记者王心如整理

　　绿色写作与审美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王兆胜

　　

　　林语堂的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绿色写作。从林语堂的作品不难看出，他内心平和，讲究人生的智慧，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因此作品悲而不丧，表现出一种心境的超脱与悠闲，与他提“性灵”，表现“自我”的美学观相一致。

　　林语堂提出“制天而不逆天”，提倡文学创作者在写作时看到自己的局限性，敬畏自然，不盲目推进暴力的写作、污染的写作，同时提倡人与社会的和谐，即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时，进行调适、平衡、协调。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又善于化解，善于在化解的过程中蜕变，他认为世界和人生是悲剧的，但要消解、升华、超越，不仅要看到生活的黑暗，也要看到光明，因此林语堂也提倡人与自我的和解，承认人和自我有矛盾，保持童心、静心，从容应对矛盾，尽情享受生活。

　　⊙本报记者王心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