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像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王阳明(1472—1529，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升任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十六抵赣开府上任，正式巡抚包括漳州在内的“八府一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十六日提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月二十日离赣，结束了他巡抚漳州等地四年多的任期。

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期间，曾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一月底至四月初期间，亲率2000名精兵入闽平漳寇，打响他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攻破了盘踞在漳州南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40多座山寨，肃清了以福建詹师富、广东温火烧为首的山民暴乱，取得了巡抚南赣汀漳的第一场胜利。因此，平和县成为王阳明立功的第一站;也可以说，在当时巡抚的“八府一州”中，漳州府是王阳明立功的第一站。“漳南战役”之后，王阳明两度上疏奏请，添设新县——平和县，让一个“远离县治，政教不及，民众罔知法度”的盗贼强梁之区，变成“百年之盗可散，数邑之民可安”的礼义冠裳之地。同时实施建学校、易风俗、强教化等安民政策，告谕百姓要勤农业、守门户，爱身命、保室家，孝父母、养子孙，收到“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的“散盗安民”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在“漳南战役”中体现的是“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践履，而两度奏请设立“平和县”则是其“明德亲民”思想在闽粤交界山区的落地结果。正如施邦曜所评“(阳明)先生(奏请添设平和县)此举，不特可以弥盗，亦可以变俗，允为后事之师”。

王阳明在巡抚漳州的四年多期间，不仅有靖寇建置之功、教化易俗之绩，更是对漳州地区的社会秩序重构和完善具有定鼎之力和奠基之功，影响深远。巡抚漳州期间，王阳明深刻意识到南赣汀漳等处山民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德性熏染民众，仅凭武力征剿的一役之功，是无法平息山民暴乱的劣根，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于是不遗余力地推行《南赣乡约》理政新措，将“亲民”“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贯穿其中。建乡政、立乡约，规范乡村管理、乡民道德，维系秩序，化民成俗。制《告谕》，正人心彰善纠过，救时俗重序靖乱;兴“社学”，颁行社学教条，建立书院，教化民众，改变民众的习性……这些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想至今依然影响着漳州的社会治理思维。同时，王阳明严格管理道、府、县各级官员的问政风格，影响着漳州的长久发展。正如王阳明在《批漳南道给由呈》中指出，漳南道佥事胡琏“才器充达，执履坚方，始因军机重务，以致考满过期，今盗贼既靖，合准给由”。也就是说，当时领辖漳州、汀州两府的漳南道主要官员的任期履历、政绩考核是否合格称职，须由王阳明核准。同时责令胡琏述职考核完毕后，应“作急回任，勿为桑梓之迟，有孤闾阎之望”。在《王阳明全集》中，收录了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期间的各类奏疏、公移147篇，其中专门针对漳南道、漳州府的就有15篇之多。这足以印证王阳明对当时漳州社会秩序的重构稳定，是多么用心和重视的。

在平漳寇、征赣贼期间，王阳明分析了产生贼乱的深层次原因，认为闽粤赣湘边界山区民众之所以“乱乱相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学乡馆没有发挥教化易俗的作用，未能引导社会形成良好风尚风俗。为此，王阳明在征剿“山贼”战斗正酣之际，就下发《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告示，要求各道、府、县官员必须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要选择“学术明正，行止端方”的“教读”(教师)，并要求家长要“隆师重教，教训子弟”，共同完成教育好“童生”(学生)的责任，达到“人知礼让，户习《诗》《书》，丕变偷薄之风，以成淳厚之俗”的境界。在王阳明兴“社学”重“教读”的影响下，明代时期的漳州文化又一次空前发展，特别是王阳明奏请设置的平和县，形成了“读书无论贫富，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各有师”的崇尚儒业景象，成为“弦诵文物，著于郡治”“人为诗书，家成邹鲁”之地。

漳州有幸得阳明这位儒圣过化，创造了明代的文化大繁荣，使得漳州不再是“朴陋初辟”的东南边鄙，而是“文物如邹鲁，斯言信不虚”的南国胜境。正如阳明后学兴化府推官曹惟才所赞叹的：“此清漳一块土何幸，宋有紫阳，而明又有(阳明)先生也。则从此之聿新，不独漳之山水灵也，凡诵紫阳而仰先生者，皆良知灵也。”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们更应“致其良知而言之，致其真知而行之”，让阳明过化之地再续儒脉，永载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