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给许多人心中留下美好的梦，那是一种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英雄梦，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勇士梦，有时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士梦。我也做过这些梦，梦萌芽得很早，只是始终不完整，因为受到农村阅读条件所限之故。

我生活所在的农村，大人们一般把书分成有用的和没用的两类，所谓有用的就是学校老师分发下来的、于课业学习有辅助的教学类书籍，其余来自于市场流转的图书都归为没用的那一类。但是，在我们乡下，许多孩子在入学前，都或多或少的先期接触了没用的那一类图书，我们客家人称之为“人像书”的连环画。入学前的孩子都不识字，但是对连环画中故事情节却可以讲得头头是道，那是因为父辈或是兄长们口口相传默记于心之故。上学后，稍微认得几个字，就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对连环画感兴趣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四大名著的连环画，是最具魅力的，在四十年前的农村，一本连环画在手，无异于当今孩子之iPad在手。有趣的是，当今家长看见孩子玩iPad之忧心忡忡乃至于恼怒不已，就像当年家长发现孩子在看连环画一样，孩子们的沉迷如出一辙，家长的恼怒也如出一辙。家长怕自己的孩子看连环画会分心，会影响学业成绩，一旦发现就会大声呵斥，“那人像书能当饭吃不”“我供你上学读书，可别让我的本钱下了番薯园”之类。更有粗暴的家长，抢过孩子的小人书，一把两把撕了。

大人们把小人书撕掉了，看似解气了，其实损失的还是他们自己，因为小孩子们私下借阅小人书时都是有君子约定的，除了按约定时间归还，丢失或损坏是要赔的。那时要钱没有，但是，大米有的是，家家户户的大米放在米缸，大人对小孩子拿米赔书的行为是根本没有知觉的，也是无法防范的。一斤大米可以换三碗水面，用作“赔款”的大米基本都流进了圩场供销社的小面店里头。

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与家长达成某种惊人的默契，家长在家里骂孩子的那些话语，在课堂上也经常听得到，只是老师把批评的语言引申得更加形象，听着哄堂大笑，实则更加入骨三分。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小孩子之间的连环画沟通交流只能在“地下”进行。有些急性子的同学忍不住连环画的诱惑，在课堂上也悄悄翻看，甚至前桌传给后桌，结果被老师发现，结果的结果当然是被老师很严厉地收缴了。家长与老师的教育处理方式我看在眼里，把他们的话当作耳边风的结果很严重，于是我自觉地把父亲与老师的话当话听，且记在心里，课堂纪律我严格遵守，要想在家里看好不容易才找来的连环画时，绝对避开大人，趁大人上工之后“偷吃”——这种状态到我上初一年时突然发生了逆转。

我记得自己小学毕业时是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升上初中的，也许是学而优则仕吧，加上成绩第一名那位仁兄去了别校念初中，我于是当上了一班的班长。班主任是教数学的，身材中等偏矮，很壮，爱打篮球，兼上体育课。有一天下午上完体育课后，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是否喜欢看小人书，我说是，他说那你放学后到我宿舍来一下。让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放学后我在班主任老师的宿舍里拿到了六册的连环画《三国演义》。老师说的话我也记在心中，他说，书印出来就是给人看的，关键是怎么看，在什么时间看，是囫囵吞枣还是心领神会要注意区分。学以致用，老师所强调的无非是这种思想，而我那时好似读书开了窍，对课外书中的一些好词好句能够做到“为我所用”，因此，作文中常有妙句，博得语文老师的圈点赞扬。我想，那时班主任肯定是听说了我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念，才有意识要给我提供“小灶”。根据我的读书时间推算，那是1980到1981学年度的事情了。

那六册讲的故事内容具体是什么就不记得了，只知道自己在学生年代享受到了“特权”，别人禁锢的东西于我是开放的，有些图书于别人也许是“毒药”，于我却是“补药”。由于那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好，父亲也不管我手捧的是什么书了，而其实那时整个农村可供阅读的书籍相当可怜，即使杂七杂八地看了一些大部头的小说，加起来也是少之又少。可惜我与这位特别关照我的老师相处只有一年，初二年一开学我就转学到二十公里外的古镇九峰城的平和二中，在古镇街道边的读书摊，我断断续续地又看了几册三国，但是终究没有看完整。二中有图书馆，有一些书可以借阅，但是在没有父亲管束的日子里，我的脑海常常会掠过他的“可别让我的本钱下了番薯园”的教诲，因此，只有在课业完成而又实在闲得慌的时候，我才到图书馆去遛一遛，解一解自己对于课外书的饥馋。我的三国梦因此一直被搁置，直到前几年在书店陆续淘回两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才集中通读了一遍，但是此时的看三国，眼前仿佛装上了显微镜和放大镜，完全没有了几十年前的那种阅读冲动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