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阐述君王与人臣的品德善恶、军国大事与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原因和教训，被称为“此天地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该书十分重视赏罚，认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 

　　贵公。理国要道，在于公平公正。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封爵不允许无功者取得，刑责不因为是权贵而免除，这就是赏罚的公正。《资治通鉴》记载赏罚公正的史实很多，有一人值得一提。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是汉武帝的女婿。隆虑公主患了重病，她担心经常闯祸的儿子可能会犯大事，以千金赎昭平君死罪。后来果然“罪杀主傅”。汉武帝还是依法惩治了他，但是自己却“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东方朔上书劝道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国政，奖励不避仇敌，惩罚不区分骨肉。这两点陛下做到了，真是天下的幸运” 。汉武帝因为这件事开始对东方朔另眼相看，将他任为中郎。同样是汉武帝，晚年时想封宠姬李夫人的娘家为侯，所以派李广利率兵征伐大宛，他的意思是，没有为国立功就不能封侯，不想改变高祖皇帝的约定。但军务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生死，武帝不辨贤愚就授予军事大权，希望拿侥幸的微小功劳，作为封自己所喜欢的人为侯的借口，后来汉军损失极为惨重，李广利战败投降匈奴，在汉代战史上留下了黯淡的一页。

　　审慎。赏罚要谨慎，应该勋劳宜赏，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东吴孙皓之所以会亡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孙皓喜怒无常，任意妄为，亲近小人，任意地赏赐自己的亲信，刑罚忠心之士，大臣和各位将领，人人都不能自保。这样看来，领导者不随意赏赐，并不是爱惜财物，而是因为，随意赏赐，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导人们行善；领导者不随意惩罚，并不是姑息怜悯，而是因为，随意惩罚，就不能用惩罚来打击犯罪。赏赐没有起到劝导的作用，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而没有起到打击的作用，就是纵容人们作恶。作为领导者，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行善，不纵容下面的人作恶，则国法确立，天下大治。

　　治时。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赏罚要因时因地，不能一刀切。《汉纪》中记载，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蜀地，很强调严刑峻法，很多人怨恨叹息。法正劝诸葛亮说：“以前汉高祖入函谷关，约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权势的力量，占据一州的地方，刚刚建立国家，应该多施恩惠，以适应当地人的意愿”。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暴虐无道，政令苛刻，造成人民对它的怨恨，天下土崩瓦解。汉高祖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宽大的政策而获得成功。刘璋糊涂软弱，从其父起，对蜀地人两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礼仪维系上下的关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罚失掉威业。给予高官表示宠爱，官位无法再高时，反被臣下轻视；顺从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的时候，臣下便会轻狂怠慢。故蜀地破败。我现在要树立法令的威严，法令被执行，人们便会知道我们的恩德；以爵位限定官员的地位，加爵的人便会觉得很荣耀。荣耀和恩德相辅相成，上下之间有一定的规矩，治国的主要原则，由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本生。赏罚之道要注重以人为本，才能教导人“有耻且格”，因此《资治通鉴》认为不知道是否该赏，就选择赏，不知道是否该罚，就选择不罚。李建成、李世民治军从严，在行军途中，路旁的水果，不购买便不吃，军人有偷拿的，总要找到主人赔偿，同时也不责怪偷食的军人，因此，军士和百姓都非常感动喜悦。汉代名臣公孙弘上书说：“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只有领导者端正行为，树立威信，普施教化，在此基础上行赏罚，才能达“劝善禁非”的目的，实现天下大治。

　　读史使人明智，回味这部经典，我们总能够在眺望历史长河中找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