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其实就是一道槛，在那儿不动。动感的是那一跨，年前年后，分水岭其实就是那个动作，至于味道，在于过程。

总是有人感慨，年味越来越淡，其实淡的不是年味，而是那个过程。太容易得到的就不会珍惜，话是老了，但质朴，很有筋道。

儿时过年，有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期盼，把过年这一跨功课做足，线拉得可以绕好几道湾。从一进腊月，爷爷奶奶就提醒我们，新年头旧年尾，不能骂人不能讲粗话，否则，过年压岁钱就取消了。说是提醒，但警告的意味明显。尽管当时的压岁钱就是一块两块钱，甚至就是两毛或者五毛，但在钱以分为单位的时候，几毛钱就是来路光明的“巨款”，可以说就是唯一的来源，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把爷爷奶奶的提醒当成“高压线”，偶尔有哪句粗话要出口或者小伙伴之间要吵架，惊醒之后用手捂住嘴，活生生把话吞回去。有了敬畏之心，自然就奉到高度。

美食的诱惑也是年味的一种。不仅仅期盼过年那几天有美食，煎熬或者期待其实从秋收开始，母亲总会很有诱惑力地告诉我们，去稻田里捡拾稻穗，过年的时候用碎米换米粉。炒米粉，加上一点自家种的蒜，还有过年才有的三层肉，那个香，到今天还容易导致流口水。就母亲这一句话，我们拎着个小篮子，乐颠颠地奔跑在秋收后的稻田。那时候秋天就很冷，早晨还会结冰，但我们被过年的炒米粉诱惑得跑来跑去，我们不时抬头，想看看年在哪里，但是年还在几个月之后，就是越过老家的山岭也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在梦中期待多少回，年才姗姗来迟。母亲没有哄我们，从米缸里拿出几斤碎米，这些米是辗米后筛下来的，属于次品，但做米粉的接受了。换回几斤米粉，除夕的晚餐前，母亲把米粉炒了，我们吃得满脸幸福满肚滚圆，到吃正餐的时候，面对鸭肉我们吃不下了，只好望肉兴叹。长大以后，才明白这是母亲面对贫穷无奈之下的生活智慧。当时肉少，不先用米粉填饱我们的肚子，再多的鸭肉也不够吃，春节期间可要拿什么来招待客人?至于萝卜糕、甜粿、菜包等等，我们兄弟姐妹不用坐下来，边走边吃就可以消化一大堆。也只有过年，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大快朵颐，过年的期盼自然很早就拉得足够长，口水不知道要吞咽几回。哪像现在，吃什么都是胃口问题，根本没有恐慌，没有危机感的节日，自然也就容易熟视无睹。

记得在夏天的时候，母亲就说等春节这窝小猪卖了给我们做新衣服。那时候的新衣服，不像现在到商场或者服装店，看完这家比那家，然后掏钱或者刷卡，甚至是到网上溜达，手指头一动，下单等着收货。那时候，就是扯上几尺布，找裁缝做。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村里的裁缝很客气，她拿着个米尺在我身后身侧比比量量，然后用粉饼在母亲送过去的布上划拉写上几笔，那就是我新衣服的全部希望。后来母亲和姐姐居然无师自通，学会了做衣服，家里买了缝纫机的时候，那就是添置大件。夜晚时分，缝纫机哒哒作响，于我就是曼妙的音乐，尽管大多时候这哒哒作响是缝缝补补，但就是缝缝补补也让衣服多了几分新的成色。前几天，在一个土楼里看到一台破旧的缝纫机，忽然就把儿时对过年的期盼勾出来，让我踩着缝纫机的踏板半天无语。几十年了，小时候的年其实还没过去，一直撇在那里，没有跨过去那一步。

吃的、穿的，还有就是活的安排。进入十二月中旬，安排除尘，就是大扫除。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清洗，上上下下清扫。活儿不少，就得科学安排，还有除尘用的竹扫把，也得提前到屋后竹林砍竹枝扎好。爷爷用棕绳捆扎竹扫把或者收拾门前屋后旧杂什的时候，口中还低声念念有词，细听之下，是拜神的祈祷词语，爷爷似乎以此热身，担心到时候忘词或者念错了是对神明的亵渎，影响庇佑的成果。而腊月二十四凌晨送灶君上天、二十五蒸甜粿、二十六蒸萝卜糕、二十七做菜包、二十八杀鸡鸭、二十九拜祖宗，仪式一般都有固定的安排。是的，就是一种仪式，儿时的年之所以难忘，就是有种仪式的庄重和虔诚，以及敬畏。如今，许多程序简化，需要到什么东西，都超市转一圈，东西都齐了，少了仪式感，没有了对物质的向往，年就不再被渴望。当某种东西不被看重的时候，缺乏滋味也就无法避免。

当我们看着时间，感慨年的没有味道，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了方向感，没有了焦灼、期盼，我们已经走不回当年，就像乡村，即使我们走在乡村的道路上，当年的韵味也基本无从感受，就是谈起来，也是清汤寡水。没有了拉长的步伐，年轻轻一跨，甚至喝一场酒的功夫，年就过了。或许哪一天，我们就不会想到回老家过年了，无非喝杯酒睡一觉，在哪里举杯，味道没有太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