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七年(1634)的某一天，时任平和知县的浙江台州人王立准来到漳州府拜见同为浙江人的知府施邦曜，向其禀报平和县的施政举措、成效。谈话之余，阳明后学、知府施邦曜拿出厚厚一大叠的书稿，对王立准说：“这是我花费了多年心血，在浙江巡按谢廷杰所编《王文成公全书》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删减、点评、编辑而成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篇》文稿。考虑到平和乃阳明先生受命巡抚南赣汀漳，领兵平定漳南贼寇之后，两度上疏奏请设立的县，与先生渊源关系，所以我想将这些文稿交给你，由你组织人员进行付梓，刊刻成书。你要把它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抓好抓实。因为阳明先生的所有心学智慧、治世思想、诗文歌赋都在这里面。”

王立准虔诚接过文稿，回到平和县衙，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他读完全部文稿，合卷起身之时，心中大为感叹：读《阳明先生集要》，如日月之行天，如河汉之无极。郭象注庄，苏洵评孟，未易逾此。……今经公(施邦曜)手定，乃遂一盘托出。全集(《王文成公全书》)取备，三篇(《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取要，公之教尽文成之教，而点缀阐明，条分缕析，使上智一往入室，后学易于得门。则文成之教，又得公之教而益大明也。”

施邦曜的一句“公之精神在此矣”，让王立准诚惶诚恐，不敢有一丝半毫的懈怠。立马组建刊刻机构，聘请了方达、方明、毛凤、叶泗、刘全、李山、李辰、李寅、汪明、沈正、陈云、陈金、陈煌、郑德、黄宇、黄德等16名专业的木刻人员，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而又艰辛的刊刻，《阳明先生集要》一书终于崇祯八年(1635年)夏末竣工成书。

成书之际，明末大学者黄道周为其作序时写道：“今读四明先生(施邦曜)所为集要三篇，反复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伊尹)、孟(孟子)、朱(朱熹)、陆(陆九渊)相距之远也。”众所周知，黄道周的思想观念更倾向于程朱理学，然而这并影响他对阳明先生的景仰，也不影响他对施邦曜编辑《阳明先生集要》壮举的称赞。

与阳明先生同邑的施邦曜是一位阳明后学，自小就喜好学习阳明心学，《明史》称赞：“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进入官场之后，施邦曜因不肯附和魏忠贤阉党，被调任漳州知府。在知漳州府任上的八年期间内，施邦曜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阳明先生的著作，每每读到王阳明书籍刻本时，一股遨游于阳明心学浩瀚天空，良知充盈心田;徜徉于经世济民的执政思想，服务治州理政。正如施邦曜所言：“余以蚵蚾之质，仰羡蟾蜍之宫，每读(阳明)先生之书，不啻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出王与俱。”

王阳明生前发表的著述、讲学的要义，都是由他的学生、门人整理编辑，刊刻成选编、节录之类的单行本，零散而非全书，缺乏系统。直到明隆庆六年(1572)，浙江巡按、御史谢廷杰搜集了钱德洪所编的传习录、文录、笔录、外集、续编、年谱，王正亿的世德录以及阳明先生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奏折、祭文、行状、墓志铭等资料，整理编纂而成《王文成公全书》,全书38卷，学界称其为隆庆谢氏刻本。当时，漳州知府施邦曜时常所阅读的王阳明文章就是这本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在平常的学习、阅读过程中，施邦曜总是感到隆庆本的《王文成公全书》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于是，便将《王文成公全书》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加以评点批注，评释丹铅，累累贯珠，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共三编十五卷，其中：《理学编》四卷介绍阳明的哲学、《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功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还有年谱以及序言、跋等相关内容。施邦曜在辑评《阳明先生集要》期间，恰逢时任福建按察使的曾樱奉命到闽南沿海一带征剿海上巨盗刘香。曾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及第之后朝廷给假归乡，居家三年，喜诵读王文成公文章，又以礼拜名臣邹元标为师，得阳明心学之传，故于心学颇有研究，并收门人讲授“心性之学”。于是，施邦曜就诚邀曾樱对所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进行参订、校正。之后，便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成书。“书成。奉以藏之文成祠中。”这就是被学界称为崇祯施氏刻本的《阳明先生集要》。

可惜的是，随着明王朝的灭亡，《阳明先生集要》也难逃“国变版毁”的厄运，导致崇祯施氏刻本《阳明先生集要》流传极少。然天不绝人愿，木质刻板虽然被毁，但纸质的书籍还在。再过150多年，到了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姚江阳明后学张罗山(张廷枚)因感念“阳明先生良知之学足参圣谛，其书如五纬之经天，芒寒色正，又得四明(施邦曜)先生发挥旁通，后学津梁第一，蔑以加矣”，遂将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购得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授梓于浙江济春堂的朱培行重新刻版翻印，从而使阳明先生的著述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又过近100年，到了清同治十二年(1873)，廷尉许星叔因到贵阳典试，将从京师随身携带的家藏《阳明先生集要》旧本，赠予客居贵阳的王阳明后裔王介臣(字个峰)。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其送给大中丞(贵阳巡抚)黎简堂。黎简堂认为“黔为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则刊是书而藏之黔，以传之于天下，亦固其所”，便任命林肇元为校订之职，于光绪四年(1878)五月开雕刊刻，历时一年，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蒇工成书。因此，该书有“初刻于闽，后刻于浙，再刻于黔”的刊刻历程。

这部刊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施邦曜、王立准等3位浙江人成就了平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尽管时光穿越了数百年，这部鸿篇巨制依然闪烁着心学思想的光芒，照亮世人前行……

《阳明先生集要》不仅在亚洲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传播，还远渡重洋，还向说英语的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1916年，美国学者亨克发表了《王阳明的哲学》，也就是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译本，阳明心学的著作才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正如“Kia-Lok yen在就1917年《国际伦理学杂志》中发表的《王阳明的哲学》所做的书评中指出‘在此卷中，首次向说英语的哲学专业学生介绍了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亨克(Henke)博士的著作发表以前，这些学生是否知道王阳明都值得怀疑，哪怕是以最间接的方式’。的确，亨克于1916年发表了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篇》的英文译本，成为了王阳明研究方面的重要转折点。之前，在欧洲和北美，王阳明的著作鲜少受人关注”。从这个意义来说，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借助亨克的翻译之功，促使阳明学在欧洲和北美等域外国家的传播、影响和发展。

光风霁月，馨香千载。这部由3位浙人创建的平和文化巅峰之匠作，现在究竟藏于何处?也许，这才是今天阳明学界，特别是初刻地福建“闽中王门”学者最为关心的事。笔者从2016年起就踏上了寻找《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之旅，上网翻阅资料，托人调查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寻找善本的努力终于在今年3月出现了好的转机。3月9日，浙江社科院研究员钱明博士在广东潮州考察阳明弟子薛侃遗迹后，我驾车专程到潮州迎接钱明博士前来平和开展阳明遗迹田野调查，路上谈及《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之事。钱明博士当即表示帮我查找，回到杭州后的第二天，就给我信息：“施邦曜编崇祯八年刻本，藏于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学者永富青地见过，并与俞嶙编的康熙十二年本子作过比较。”钱明博士还介绍山东阳明心学会会长张恒智先生给我认识。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和了解，藏于山东师大图书馆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老化、破损、脆化比较严重，已不适合查阅。之后，又得到浙江社科院张宏敏博士的鼎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四部丛刊的《阳明先生集要》电子版本。有了四部丛刊的版本为依据，我还委托赣南师大忠飞道兄、北京崇贤馆李克老师的帮忙，最终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善本。9月12日，在国图老馆员李娜华的帮助下，我顺利找到心仪已久的《阳明先生集要》善本九册，并办理借阅手续，在阅览室拜读这部先贤经典著作。图书收藏管理资料显示：题名与责任为阳明先生集要〔善本〕，十六卷/(明)王守仁撰;(明)施邦曜辑。出版项为(出版地不详)，明崇祯(1628-1644)。索书号为T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