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根据漳州市政协的部署，平和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牵头组织有关作家、文史爱好者，对平和“古代官学与书院”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调查、挖掘，整理。通过查阅史志、族谱、传记，实地考察，寻访知情者，克服由于历史久远、史料匮乏、遗址沧桑等诸多困难，抽丝剥茧，历尽半年多的辛勤努力，终有收获，形成文稿。《柚都平和》从本期开始陆续刊发，以飨读者。借此机会，向作者深表谢意，同时也希望知情者提供新的资料，以使这些历史更加充实完整。

平和在夏、商二朝(前21～前11世纪)，地属扬州;西周、春秋(前11世纪～前476年)，属七闽地;战国(前475～前221年)属越地。秦(前221～前207)并六国，平和初属东南二粤(越)地;后取闽越地置闽中，南海郡归辖，平和属南海郡。西汉(前206～公元8)初，南海尉赵佗据南越自立为王，平和属赵佗据地;汉武元鼎六年(前111)南越反，为东越王余善所平，南越划为九郡，南海属交洲，平和附南海归交洲辖。东汉(25～220)，平和仍归交洲辖。三国(220～265)，属吴，分置广州，南海隶之，平和附于南海。西晋(265～316)，因之。东晋(317～420)，成帝(327～342)分南海立东官郡置揭阳县，平和属揭阳。义熙九年(413)，又析东官郡置义安郡(即今潮洲)，领县有五，缓安其一，平和属绥安。南北朝(420～589)刘宋、南齐(420～502)如东晋。梁大同六年(540)，改义安曰瀛州，析海宁县立龙溪县入闽，属晋安郡，隶于扬州。时，平和仍属绥安。隋(581～618)平陈，省瀛州，置潮州。开皇十二年(592)，并兰水、绥安二县于龙溪，属建安郡，平和随绥安归龙溪而入闽。唐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今福州)，平和随龙溪县属之;六年(623)，析建州分置泉州，原建安改曰福州，龙溪县属泉州。唐垂拱二年(686)，析龙溪南境原绥安县地建漳州，并置漳浦、怀恩二县以属，经五代、宋到元至治年间建南胜县前，凡635～637年，平和皆归漳浦县辖。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划漳浦、龙溪及龙岩三县部分地建南胜县，辖今南靖、平和全境及云霄部分地，隶于漳州路。至正十六年(1356)，北徙双溪口(今南靖县靖城)，改县名曰南靖，辖地如故。明朝至1518年前仍属南靖县。

从秦至明正德十三年(1518)正式设置平和县之前的近二千年时间里，平和只是作为地理上的存在，还没有“平和”之名，加上平和地处于崇山峻岭之中，虽有司统领，但远离治所(在现平和境内的南胜、旧县在元朝虽然曾作为作为县治所17-19年之久，但元朝为外来民族的统治，多不为百姓所接受)。设县之前，平和所属几经变更，百姓归属也随着所属的变更而变化。

1517年5月28日，王阳明在《添设清平县治疏》中道：“照得县名须土俗，本职奉委亲历诸巢，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社，以此议名“平和县”(康熙《平和县志》载：“县名取义‘寇平民和’”后人又有“平定咸和”之说)。从此，生活于此的百姓有了属于自己的县名，随着历代当政有司者治理的不断加强，县学的设立、文化教育的推行，人们逐渐对“平和”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出必言“某某乃平和人也”。

王阳明在奏设平和县时就大力倡导兴学,在“添设清平县治疏”中,就提出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庶得久安长治,必须对民众训以儒理冶,才能政教既敷,盗贼自息,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 达到地方长治久安的目的。在 “再议平和县治疏”又提出 “其学校教官，合无止选一员署印，先行提学道，将清宁新安二里见在府县儒学生员就便拨补廪增之数。其有不足，于府县学年深增附内量拨充补。又或不足，于新民之家选取俊秀子弟入学，使其改心易虑，用图自新”。

《平和县志》(康熙王相修版)详细记载了县学的地址、规模、主要建筑物：儒学在县治之南，明正德十四年设县时南靖县知县施祥建大成殿祀。大成门之东为名臣祠、西为先贤祠，明伦堂在大成殿之后，左右列斋舍，东为崇正学、西为育贤才，戟门前为泮池，明伦堂之北为尊经阁，分两层，上贮藏经史，阁下三间为诸生肆业之所。有祀器库和宰牲所在明伦堂之西北，明伦堂之东为教谕斋。泮池之东为学正衙。西为学斋衙。学斋衙前为文昌祠。泮桥前为棂星门。县学(又称儒学)，明伦堂、大成殿、名宦祠、乡贤祠和斋舍等设施一应俱全，这是平和县官办的第一所学校。

县学设教谕1人，后又设训导1人，生员由省提督学政主持考试录取，设廪膳生20名。至此，平和有了官办的正统学校，以后虽然生员人数有变化，添设增广生和附学生。明末科岁考每年录取10名。清顺治年间，科岁考各取生员40名，后减为15名。康熙九年(1670)，每科岁考各取15名。尔后更为廪膳生、增广生各取20名。此定额数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时止。

在官办的县学之外，王阳明还倡导各县立社学，在南赣立《兴社学牌》，正德十三年立《颁行社学教条》令各县建立社学：“令赣属各县俱立社学，以宣教化”。平和早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已奉令各立社学，让民间幼童15岁以下者入学读书，但是由于社会不稳，效果不大。此后社学有了较大的发展。据平和县志(1994年版)记载：除九和书院(在旧县城九峰两处：一处在东街，另一处在后山双髭山之右今为魁星楼)外，还有南胜书院、安厚的向文书院、霞寨的龙文书院、芦溪的芦山书院、山格的侯山书院和小溪的仰山书院等。书院置有房产、学田等固定资产，如九和书院以历届知县、士绅捐献的资金，就置有店房大小12间，逐年收取租金。童生进书院深造，每年可享受一定数额的奖赏。书院设山长1人主持院务，进书院的童生应先受过私塾或社学、义学的教育。入院主要是进修“四书”、“五经”以及应试的时文、诗赋等。授课除由山长根据各童生不同的程度因材施教外，还有定期的专题讲学和命题的写作练习、赋诗作对等。在废除科举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可以说社学是民办官助的办学形式。

社学与义学。明弘治十七年(1504)，令府县各立社学，民间幼童15岁以下者入学读书清康五十三年(1714)平和奉巡抚令，在各乡村设立社学和义学，办学宗旨为：“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当时，平和各地开办的社学有：崎岭社学、小坪社学、大坪社学、珀溪社学、高标社学、翠眉社学、黄井社学、扳仔社学、东坑社学、高坑社学、南胜社学、长富社学、芦溪社学、坪地社学、漳汀社学、大溪社学、安厚社学、大小峰社学等。除社学外，在九峰一带设立义学3处：东关义学、南关义学、西关义学

私塾。县内的私塾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宗族办学利用各姓族的公项聘请师在祠堂教书，方便本族、同乡子弟读书，大多免收学费。其二，民办学。分散的村庄或边远的山区由1人带头倡议，联合其左邻右舍，由学生交学费聘请塾师，开办私塾，便于附近的儿童就学，其三，乡宦办学，这类办学形式分两种，一种是家庭经济富裕，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关心家乡子孙后代，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学校，让邻里儿童入学读书;另一种是个人谋得官职，家资雄厚，为谋求其子女将来能出人头地，荣宗耀祖，特选聘名师为其子女讲学，也收少数亲友子女入学私塾学校管理由塾师个人包办，设备简陋，校园供奉“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神位。儿童一入学，先向神位行跪拜礼，再向师行拜师礼，师对学生的管教很严格，普遍施行体罚，师授课程序，没有统一规定，但必读本大致为四书五经，附读本有启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幼学》。

官办的县学、民办官助的社学及私办的私塾构成了当时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这对平和民风的教化，人才的培养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使昔之“盗贼渊薮之地”逐渐成为“文物衣冠之乡”。 在《王文成祠碑记》中称：自设县百二十年以来，平和县“弦诵文物，著于郡治”、“人为诗书，家成邹鲁”。这可以从平和科举中榜的人数来略窥一斑：宋朝进士只有林修恩、林正光、林千敬、林道等4人。到明朝，文进士31人、文举人81人;清朝有状元1人(乾隆庚辰恩科状元李咸光)、文进士20人、文举人113人。明清年间，任七品以上官员110多人。更有明代音乐理论家李文察著有《典乐论》，清代诗人李赞元著有《怡老篇》等诗文集，留传于世。

【本文作者系平和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