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他的初恋赖柏英       

        “一个人光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这是王小波的隽语，引得多少人口角噙香，昼思夜想。

         现实的世界不难寻觅，我们时刻浸润其中，倒是那个诗意的世界，即便众里寻他千百度，也总是难见其踪影。

        文学大师林语堂写了本自传体小说《赖柏英》，男主人公“新洛”无需考证，至于女主人公“赖柏英”，却引发了诸多公案。林语堂曾声明“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写过赖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赖柏英》是一本自传小说。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

        对这位初恋女友，林语堂不吝赞美之词。“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儿，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与此截然不同的，却是柏英那份遥远、不渝的笑靥---她衷心地爱着他，为他奉献出一切，却丝毫不冀望他做任何的报答。

        如此轻盈灵动的描述，极言赖柏英的外形之美而不落窠臼，对其外貌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真正下笔不俗。至于这一段：“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则让人感受到赖柏英的厚重沉稳、敢于承担。形如春风杨柳，性如高地青山。这样的女子，怎能不令人梦萦魂牵。

        因此后人据《赖柏英》一书考察其人，希冀能还原文学大师初恋情人的本真面貌，却陷入大师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首先，赖柏英真有其人吗？真有此人。在平和坂仔确实有个叫赖柏英的人，不仅名字相同，其家庭境况也符合大师书中所写。但年龄却不尽相符。从大师的描述可知，赖柏英是一个美丽纯朴的同龄女孩，可现实中的赖柏英，比大师小了18岁。林语堂于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结束初恋，与大学同学谈恋爱，而此时的赖柏英却还没有出生或者刚出生。当1919年林语堂24岁时，在上海与廖翠凤结婚后即携同夫人赴美留学，此时的赖柏英才6岁。在年龄上，赖柏英不可能是林语堂儿时的伙伴，更不可能是初恋情人。因此，书中的赖柏英应该是另有其人。

       其次，“赖柏英”和林语堂真有孩子吗？据考证，大师笔下的“赖柏英”是以现实中赖柏英的大姐赖桂英为原型塑造的。赖桂英约1897年出生，与林语堂相差两岁，很有可能是林语堂童年玩伴。林语堂自述他们的分手是因为自己“急切于追求新知识，而她则坚持要孝顺祖父，这位祖父双目失明，需要她伺候，片刻不能离”。但同时林语堂也在书中写着“赖柏英”与“新洛”有一个儿子，这是“新洛”出国后才知道的。因此有读者据此读出了“隐情”：这不是简单的因林语堂要读书而分手，而是因为林语堂与赖柏英发生关系后有了身孕而林语堂又远在外面读书，赖柏英不得不找个人把自己给嫁了，而赖柏英又“是一个遇事自作主张的女孩子”，这也是林语堂一生割舍不下又耿耿于怀的心结。于是，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如下论断：为了他的前程，在林语堂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闪婚”，带着腹中的胎儿草草把自己嫁出去，她希望自己爱的人无牵无挂，不想恋人远在他乡为此纠结而影响学业。虽说也是迫不得已，但在那个视贞洁如生命的年代，对一个年轻未婚的女子而言，敢于做如此决定，这是一种何等的付出与牺牲，又是一种何等纯洁与无私的感情！

        对林语堂的了解越深，对这样的推理，我越不能认同。毕竟，自传体小说不是自传，而是小说。以林语堂对“赖柏英”的终身眷恋之情和小说中设置的某个情节，有这样大胆的揣测，当然也无可厚非，原本“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我觉得，即便退一步而言，现实中的赖桂英真的怀了身孕，作出另外嫁人的选择，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为了成全林语堂，她为什么就不能因为自身现实考虑而痛斩情丝呢？林语堂对她的眷念，难道就一定是因为有了男女之事却没给自己添麻烦而愧疚且感恩？

        求之不得的，往往更容易激发作家无比的创作激情。比如，毕雅翠丝之于但丁，夏绿蒂之于歌德，夏梦之于金庸。相反，那些得偿所愿的，幸福之余，也会如此感慨：“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可见，得与失是辩证的，得到了，即失去了想象的空间，也就失去了创作的空间。

        思念总是在远方。年纪越大，就越容易怀旧，无论是爱情也好、青春也好，故乡也罢，都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要知道一个来自乡村的穷牧师之子，能娶到银行家的二小姐廖翠凤，已然是称心如意、上佳选择了。如果，当时赖桂英真跟了大师到大上海，不管有孕还是无孕，我们就无须再去揣测他们的结局是幸还是不幸，也肯定不会再有《赖柏英》这样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大师创作《赖柏英》，未必就全是为了“赖柏英”，也可能是为了寄托自己对青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托物言志，借书言说。

         作为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曾三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誉满全球、名垂青史，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拥有崇高地位。同时，林语堂还始终是个思乡爱乡到魂牵梦绕的人，他曾经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可见其思乡爱乡之情，让家乡人广为传诵、认可与自豪。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三十年，宁可月月付租金租房子，也不肯在美国买房子、加入美国国籍。解放后，因年轻时与蒋介石私交甚深，再加上政治立场不同（支持国民党，帮国民党写文章、当吹鼓手，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被视为“反动文人”而被拒之于国门家门之外，大师在68岁高龄出版此书，也可能是藉此来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或意在寻求功成名就后返璞归真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另一种全新构想。也正因为大师这种浓浓的爱乡之情，如今他的故乡——平和坂仔，正花巨资打造“林语堂故居”，目标定位为——世界级文化小镇。林语堂，也成了他家乡的名片之一，大师虽然走了，但他所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正在给家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文化效应和经济效益。

        “男人只懂得人生哲学，女人却懂得人生。”很早就听说过林语堂的这二句名言，听说过他对女人的欣赏与懂得。读了《赖柏英》之后，我发现大师对女人还真不是一般的有研究。想当年，就十分热衷于写些谈女人类的文章，为此很让鲁迅先生嗤之以鼻，曾严厉批判他、规劝他，要正经点，国难当头，要多写些救国救民的有用的文章才是正道。尽管如此，大师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高喊我要谈女人了，甚至还带着女儿逛各种娱乐场所、点女人为乐。大师的一生，在女人身上是耗费了不少光阴和心思的，可算个享受型、纯情派、浪漫得没得救的完美主义者，骨子里和贾宝玉是一个流派的，其描写女人的手笔，辛辣、老到、婉转、细腻到极致。想必大师的心里，也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一个十分向往、十分爱慕、完全理想化的人，整得大师到老还不安定不安分，心里始终有种思念始终无处安放、不知给谁，于是便给了笔下的赖柏英。

        文艺作品最可贵的价值不全在真实，而是能激发读者的审美和想象。就像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未庄”，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都在创造中赋予虚幻以生命。就如木心评价：《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我们无需考证曹雪芹诗艺的高下，只要那些诗活脱脱如那些公子小姐们所作，就是曹氏的高超造诣。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此情此恨，就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表达。勤劳、纯朴、善良、忠贞而富有责任感的“赖柏英”，也是林语堂所谓“山地文化”理想的化身。在外面世界经历了风雨之后，心灵受到创伤的“新洛”又回到“赖柏英”身边，这一系列情节，无不包含着深远的文化意味。我们是否也可以如是理解：“新洛”在“赖柏英”处得到安慰，重新找回自我、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象征着林语堂由盛年秉持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互补的文化理想，向晚年时期对母语文化、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回归及致敬。

        因此，我们也无需过于纠结林语堂与“赖柏英”到底是谁欠了谁，又是谁成全了谁。我们只要知道，大师在这本书中，安放了自己的各种爱恋各种思念，而我们也随着大师笔下的这份爱恋和思念，增加了对情感与文化的一份感悟和认同，这就足够了。就象一首歌里唱的：终于明白你已变成回忆／谱了一段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我舍不得忘记／那快乐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