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少年时代立下的宏伟志向。读书，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仕途前程，而是抛开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相结合。少年周恩来，立志高远，“不为利起，不为势屈”。对于“名”与“利”，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就淡然处之，《论名誉》一文便是周总理伟大一生的人格写照。

《论名誉》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时写的一篇作文。全文七百多字，文言文，文字犀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文章不仅对名誉的发生、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见解，而且对如何正确看待名誉，发表了针砭时弊的议论。今天重读《论名誉》，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都有深远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文章首先阐述了人这种高等生物：“人为万物之灵”，凭其“明敏之脑”和“强健之躯”，“纵横驰驱，不可谓不极无上之自由”。但是欲望的本能使名誉附着一种“魔力”，那些追求它的人，就很不自由了：“智者遇之顿时其智，愚者当之益增其愚，颠倒世人，尽入壳中，有如令人喜怒哀乐之势焉。”接着周恩来笔锋一转，分析了名誉的积极作用：“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求闻达;不法之徒，思改其过失，以补前愆。”文中列举孔子作《春秋》等事例，论述了舆论与名誉、名誉与气节之间的关系，主张人们要珍爱自己的名誉。其实，名誉是一种心灵之美，人生在世，要光明磊落，不求名誉有多大，只愿莫玷污。

在《论名誉》中，周恩来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着力抨击了伪善的名誉以及为捍卫有尊严的名誉而呐喊。那些军阀、官僚等“在上者”，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早已“百过集其身”，但仍有阿谀奉承的人为他们高唱赞歌，其名誉“完美如故”;而众多的无权无势的人，不做坏事，没有过错，反而要受到诽谤。那么，“处今之世”，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名誉这个问题呢?

周恩来在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名誉的好坏，是一种客观存在。虽然有颠倒黑白的人，但抵挡不了历史的公论。因此，有识之士对一切事物的处理，就不要“幸存邀名之心”，而应“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这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只能以正义作为准绳来考虑怎样行动，而不能存沽名钓誉之心。这样做，即使自己“一时之名誉”会“不洽于时议”，但相信“千载之下”，总会有撰写史书的“兰台史令”作出公正的结论。

《论名誉》的文章结尾，周恩来狠批了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这种人贪图做大官、挣大钱，只谋求名誉，不计及实事，欺世盗名，淆乱风气，最终会为了名誉而丢了名誉，是名誉的罪人。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期确立起正确的名誉观后，就一生身体力行，持之不懈。不论是普通的革命者还是地位显赫的国家领导，周恩来总是把最大多数人的好恶当作自己的爱憎;总是“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而绝不“幸存邀名之心”;总是把功劳归于大家，从来不争个人的名誉，但在人民心中他早已“誉满天下”了。

名誉，历史自有公论。莎士比亚有句名言：“那些已经过去的美绩，一转眼间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继续不断的前进，才可以使荣名永垂不朽。”世俗的荣誉只能给人带来烦恼，一心想不朽的人，却迅速腐朽了，而且可能落得个遗臭万年的结局。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名誉就是表现在外的天地良心，道德品质就是隐藏在内的崇高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