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于中华民族的国民性理解，有着跟同时代文人截然不同的关注视角，那就是“乐活”精神。他有两句关于品茶的名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表面看来，描写的是茶趣，实际上却在阐述着中国人特有的“乐活”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深深植根于普遍国民性当中。

乐活(LOHAS)这个英文缩写，意为以健康及自给自足的形态过生活，是一种针对人类“健康衰退、心灵空虚、关系疏远、资源紧缺”提出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林语堂眼中的“乐活”国民，正是以其独特的关注视角，倡导着一种以知足常乐为底色的健康生活方式。

在国民性批判方面，林语堂与鲁迅有着明显不同，林语堂惯常选取“静看花开花落”视角，鲁迅则习惯采用“金刚怒目式”批评，二者虽然迥异，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自立自强祈愿上却殊途同归，这类似于两个老师面对懵懂学子，一个摆出和颜姿态，一个现出严肃面孔。诚如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为了“疗救麻木不仁的看客”一样，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可以把她(中国)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

“乐活”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特异性文化认同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虽然饱受外族劫掠与欺凌，可在族群文化认同上却大体呈现出积极、乐观、向上的“乐活”特质。这一点上，林语堂显现出比同时代文人更为敏锐的知觉和感受，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有一种强烈的亲和感，在其诸多散文篇什中毫不掩饰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激赏之情。

《吾国与吾民·知足》一文写道：“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运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器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林语堂以为，衡量生活快乐指数的标准中西方存在鲜明差异，这与主观感受攸关，与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却没有太大关系。为证明该观点，他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句格言。

再如《论西装》一文写道，“西装确可极量表扬其身体美，身材轻盈，肥瘦停匀的女子服西装，的确占了便宜。然而我们不能不为大多数的人着想，像纽约终日无所事事髀肉复生的四十余岁贵妇，穿起夜服，露其胸背，才叫人触目惊心。这种妇人穿起中服便可以藏拙，占了不少便宜。因为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在中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差异悬殊的时代背景下，林语堂非但不以身为贫弱中国人为耻，反而毫不掩饰其爱穿中装中服的“老大国民癖好”，如此“不爱西装爱中装”的文化认同，着实难能可贵，其所彰显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

林语堂不厌其烦地向西方世界诠释国人的特有趣味和精彩，这无疑是一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