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语堂的生命中，他有着脱离常轨的努力，也确实成功了，这脱离常轨的动力，最初来自父亲林至诚。在林语堂的心目中，林至诚是个理想者，“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林至诚留给林语堂的是一个勤劳和热爱学习的背影。“据我所知，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林至诚以如此的方式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有一次，有人叫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做外人。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不仅如此，那人还以：“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来把自己的过分要求说得冠冕堂皇。林至诚尽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但他直到后来，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个记忆让林至诚至少有种憋屈的感觉，他才会在多年之后向林语堂说起这件事情，而且不止一次。

林至诚在坂仔传教，声音响亮，幽默风趣，吸引了不少信众。他还当教会里的老师，调解民间纠纷，为鳏夫寡妇做媒，甚至为了一个税吏欺压卖柴的人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这让林至诚有了极高的声誉，以致尽管教会公会曾经一度想换掉林至诚，但五次票选，林至诚都连任，教会公会也无可奈何。但这是林至诚在平和坂仔的生活。五里沙把林至诚的再次目光牵扯，是在林语堂的哥哥要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钱不够，林至诚把五里沙的祖宅卖了凑学费，当林至诚在卖房子的契约上按下手印的时候，他掉泪了。这是林至诚对故土的一种不舍，是艰辛的一种心酸。尽管当时林至诚一家居住在平和，但毕竟是祖宅，林至诚知道，这手印按下去，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被切割了。

1880年，林至诚是个25岁的青年人，他踏上平和坂仔的土地，奔走传教。尽管期间曾到厦门同安、石码等地传教七年，但他的家依然安置在平和坂仔。当林语堂携带新婚的廖翠凤出国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走上轮船的跳板，回首看到林至诚送行的景象，让林语堂始终不能忘记。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当时他的父亲双目凝视，面带悲伤，似乎在说：“现在我送你们俩到美国去，也许此生难以再见。我把儿子交托这个做媳妇的。她会细心照顾你。”廖翠凤没有让林至诚失望，她确实把林语堂照顾得非常好。1922年，林语堂在德国莱比锡听到父亲林至诚去世的消息，林语堂无法回国，只能在异国他乡留下缅怀父亲去世的眼泪。

对于父亲林至诚故乡的天宝五里沙，林语堂几乎没有着墨。1931年，林语堂代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到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会后顺道到英国找工程师研究中文打字机，直到1932年才回来。在林语堂离开上海期间，“一·二八”事变爆发。“一·二八”之后，廖翠凤在亲戚的帮助下，买到船票，带着三个女儿回到厦门鼓浪屿。林太乙曾经在《林家次女》中写到“有一次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祖父早已去世)。祖母躺在床上，她说我们好乖。第二年，她却就过世了。”这次回乡，林语堂没有回去，他还在英国。但在1933年秋天，当林语堂的母亲杨顺命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林语堂回到五里沙，为母亲举办丧事。这也是目前比较准确记载林语堂踏上天宝五里沙土地的文字。“在我母丧后出殡的四天之前，忽然大雨倾盆，这雨如若长此下去(这在漳州，秋天是时常如此的)，城内的街道都将被水所淹没，而出殡也将因此被阻。我们都是特地从上海赶回去的，所以如若过于耽搁日子，于我们都是很不便的。”林语堂的一个亲戚是个笃信基督教的教徒，向来信任上帝，认为上帝必会代他的子女设法的。她即刻做祈祷，而雨竟停止了。这场雨给了林语堂方便，却让他对上帝产生疑义。但不管如何，这毕竟可以证明，林语堂回过五里沙。五里沙再次以哀伤的方式，留在林语堂的记忆里。林语堂在他的散文《车行记》，写到他从厦门乘长途汽车回漳州的情形，这篇文章写的具体是哪一年的事情，林语堂回到漳州是到平和或者天宝，抑或就是停留在漳州市区，那是另外一次的回望，有待进一步考证。

我曾经数次是在雨中参观五里沙的林语堂纪念馆，在纪念馆后面，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和母亲杨顺命的合葬墓就在香蕉园中。墓不大，也谈不上豪华，但就是乐观的父亲林至诚和善良的母亲杨顺命，生育了林语堂。我向林至诚和杨顺命的合葬墓深深鞠了一躬。雨还在下，这几次的雨，和林语堂当年的雨肯定不同，雨水打在香蕉叶上，林语堂哀痛的是他的母亲，我想到的是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