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主角意识可谓强劲，他争取当主角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歇过。小时候的调皮捣蛋，有林语堂的身影，以至于他被父亲关在门口，也从窗户扔进去一块石头，美其名曰“和乐进不去，就让石头代替和乐进去。”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林语堂曾经在一个休学式四次上台领奖，那也是风光至极，没有人否认这时候的林语堂是主角。等他成为名人的时候，林语堂更是主角，时常在不同的场合义气风云。

当然，并非所有的主角都是众人景仰，比如在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是林语堂惹来不少非议的地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新加坡：林语堂不堪回首的记忆》，无论当时的真相如何，新加坡的南洋大学都不是林语堂可以意气风发的地方。

林语堂1954年10月接任南洋大学校长，1955年4月离开，在新加坡刚好半年。只不过，这半年的时间，可谓是风云突变。

林语堂让人非议的地方，是停建校舍。在一些文章里，把林语堂的这种行为当成不通情理，固执行事。或许，林语堂对校舍的要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那就是林语堂希望能够建成一所一流的大学，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多方入手。林语堂走过不少地方，他期待一开始就有高的起点。但是，林语堂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当年的新加坡大学是华人捐资筹建的，初衷是使华人子弟无须远赴中国深造，资金并不宽裕。对于校舍的问题，个人认为并不能一味责怪林语堂不切实际，甚至有其他的目的，也许可以从林语堂是理想主义者，他的办学理念在当时太过于超前，以至和现实有不小的距离，理想和现实无法达到重合。

给林语堂带来诟病的还有，林语堂自己当校长，任命女婿黎明为行政秘书(相当副校长)，女儿林太乙为校长室秘书，侄儿林国荣为为会计长。这样的班子组成给林语堂带来了“林氏企业”的标签，另一个说法就是任人唯亲。或许，林语堂这样做就是要掌握主动权，这可以从林语堂在厦门大学的遭遇进行分析。1926年5月，林语堂到厦门大学任教，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把鲁迅、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人聘请到厦大任教，一时有“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的说法，而且林语堂踌躇满志，制定了系列计划。不过，林语堂的理想没有实现，他和当时的理科主任刘树杞因为经费的问题有了纠纷，最后鲁迅、林语堂等人先后离开厦大，可以说无奈离去。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林语堂才急切地要掌握财权，才做了如此安排，他要做自己的主角。包括他提出要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求执委交出两千万建校基金，由他全权支配，执委不得过问。有时候，各有各的计划，会互相抵消发展的力量和努力。

当林语堂最后和陈六使等人终于翻脸之后，林语堂选择了离去。他在离开南洋大学的时候，根据约定，领走了遣散费，这同样让不少人对林语堂大有意见。当时这笔钱是陈六使个人捐出来给南洋大学的，等于是陈六使自掏腰包。陈六使的行为使人尊敬，而林语堂的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合法不合情。他们既然有约在先，解除了合同，林语堂领走遣散费，也就是按照合约办事。用现在的眼光，林语堂属于具有契约精神的人。问题出在当时，也许不少人认为林语堂不应该领这笔钱。其实，领走这笔钱，林语堂也没错，不领这笔钱，也是一种风格，但我们不能以道义、风格来要求，甚至是绑架某个人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剧中，有权利选择自己作为主角的唱腔。林语堂不仅仅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也接受教会学校教育，接受西方文化浸染多年，还有当时他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之前，经历了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倾家荡产，借钱度日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林语堂此时对金钱有一种渴求，他毕竟要生活下去。林语堂无法对那笔遣散费无动于衷，也无法潇洒到“挥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也许当时林语堂空手而走，或者领到遣散费之后把其回捐，或许有关他的非议会少一些，但这只能是别人的期待，无法勉强林语堂非得这样做。

林语堂就任南洋大学校长和离开南洋大学，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也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也许，林语堂当年的行为和他的理念有关，或许他太超前了，这应该也可以算是一种解读吧，尽管未必完全正确。无论是谁，在回头看林语堂那段经历的时候，或许要多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不要匆忙下结论。并不完全否认，当时的林语堂也有沟通不够，处理不妥的地方，但时至今日，好像也不需要非得论个是非曲直。并且，历史的真相无法水至清则无鱼，许多事情都是互相缠绕。有些东西，就让它沉寂。

但无论如何，南洋大学，尽管只有短暂的半年，就是那半年，尽管早就谢幕，主角依然是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