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颖是个作者，林语堂编辑出版《论语》时的作者。

林语堂对姚颖的欣赏，可以从文中感受出来：“觉得她的文字，实是纯熟的幽默文，在国内也可算难得了。”“在我个人看来，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姚颖是懂得婉约的。”林语堂是个倡导幽默的幽默大师，可以说对幽默尤其幽默文章肯定眼界很高，而姚颖能够进入林语堂的视线之内，并且获得他的诸多赞誉，确属不易。

姚颖当时在《论语》上刊登的文章是专栏《京话》，《京话》就是南京通信，所谈的多关于南京市政清洁运动，及要人的举止言行，或偶有可采的惊人语句。姚颖的文章在当时很受欢迎，《论语》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的文章总是眉飞色舞，就是当时南京的要人也欣赏姚颖谈言微中的话。要知道，姚颖当时写的题材涉及要人的言行举止，“动辄可以得咎”，就是一不小心把握不好就会得罪人出问题，而姚颖这个《论语》的“新手”能够把握得如此到位和精准。以致林语堂说“我认为她是《论语》的一个重要台柱，与老舍、老向(王向辰)、何容诸老手差不多，而特别轻松自然。”从陈子善先生的文章里看到，在两年五个月，《论语》发表了姚颖的《京话》41篇，这是最有力的说明。

因为对姚颖的欣赏，林语堂写过《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再谈姚颖与小品文》等文章，在文章中大段引用姚颖的文章，取名为《青蛙辩》，对姚颖大加赞赏。1936年9月，姚颖的散文杂文集《京话》由陶亢德主持的上海人间书屋印行，《京话》分专论、京话、随笔、杂俎四辑，其中大部分文章曾先后发表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及《时代漫画》等刊物。当时林语堂已远赴美国，仍欣然为之作序，在序言中林语堂写到：“京话之难写，难于上青天，京话，地方通信之一种也，地方通信写成文学在中国尚少见;居南京写通信尤难于一切。然吾编论语时，求各地通信之写如京话者遍国乃不可得，独姚颖女士之京话，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林语堂还亲自将姚颖的《我的书报安置法》、《春日的南京》译成英文，收入1936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文集 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 (《英译老残游记第二集及其他选译》)，一时推崇备至。林语堂还在《我的图书室》里提到姚颖布置书房的文章，应该就是这篇《我的书报安置法》。

林语堂对姚颖的欣赏，不仅仅是在姚颖当年在《论语》上发表文章的那一段，或者1936年9月林语堂为姚颖的《京话》作序的时候。到了晚年，林语堂还写过多篇文章，对姚颖赞赏有加，可以看出，林语堂对姚颖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应景应时。

至于姚颖其人，林语堂在《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的文章里记载到“姚颖女士是王漱芳的太太，大概是国内某大学毕业。我只见过一面，也是婉约贞静一派，不多言。王漱芳记得是贵州人，那时当南京市政府或某机关的秘书，所以京话内容很丰富。抗战时，王氏在甘肃、兰州一带堕马而死。那时听说她和她母亲住在重庆附近南温泉。以后的事便不得而知了。”

如今，无论林语堂还是姚颖，都已经仙逝，唯有他们的文章，还在散发历史的芬芳，留存一些记忆让我们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