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为文平淡质朴、为人平易近人，其美好的家庭关系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全家老少皆称汪曾祺“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汪曾祺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而要做到这些，“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的两个女儿，小时候总喜欢在爸爸脑袋上梳小辫，她俩在汪曾祺的头上乱揪一通，手上也没个准，疼得汪曾祺直咧嘴，两个女儿还不依不饶地呵斥着：“别乱动！”不一会，女儿拉着满头扎了红色绿色绸带的爸爸去照镜子，问他：“好看吗？”汪曾祺总是充满慈爱地夸奖：“真漂亮！我们妞儿就是能干！”闹够了，两个女儿很快把兴趣转到别处，汪曾祺却记住珍惜女儿们的创作，认认真真地征询：“可以拆了吗？”女儿同意了，他才仔细地拆下绸带，还给她们。有时小女儿不同意，很决断地说：“不行！好不容易梳的！”汪曾祺便毫无意见地继续顶着那一头的花花绿绿，若无其事地做他的事情。有一次突然来了客人，弄得很是十分狼狈。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汪曾祺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老”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和儿子的关系也不错，汪曾祺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那时儿子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汪曾祺写了第一封信，汪曾祺赶紧学会汉语拼音，给儿子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汪曾祺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他还是很亲热。老伴施松卿告诫他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孩子们还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要给他打酒？”

 　　孙女小时跟安徽小保姆念歌谣：“老头子，上山抓猴子。猴子一蹦，老头儿没用。”老头儿凑过来插话：“猴子没蹦，老头儿有用。”“不对不对，老头儿没用。你这个老头儿就没用！”“没用就没用。”老头儿一缩脖子，笑嘻嘻地走了。

　　 汪曾祺画画，两个孙女和外孙女在一边“评论”，卉卉：“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一大块空白干嘛？”方方：“要不，再画只小鸭子？”卉卉：“别瞎画，等老头儿死了，没准这张画可就值钱了！”汪曾祺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的画值钱，我爱听！甭管活着还是死了。”卉卉却并不买账：“你的画值不了钱！”“为啥？”“人家求，你也画，不求你上赶着也画。这么滥的画儿，还想值钱？”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玩，带着孩子们玩。他的姐妹称他是“孩子头”。不到清明，他带了几个孩子在傅公桥的麦田里放风筝。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即成，惠风和畅，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秋天，父亲买来拉秧的小西瓜。把瓜囊掏空，在瓜皮上镂刻出很细致的图案，做成几盏西瓜灯。西瓜里点了蜡烛，洒下一片绿光。父亲捣鼓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一晚上。

　　 和谐的家庭关系培养出孩子健康的人格。汪曾祺的孩子们个个性格开朗，与人为善。大儿子汪朗在经济日报社工作，大女儿汪明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务工作，二女儿汪朝是新华社图片编辑。

 　　想现在的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三口之家，如果还是等级分明、中规中矩，那这样的家庭也单调刻板得太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