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约翰和林语堂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把他们扯在一起的是其他的细枝末节，这就像闽南人，很多好像不相关的人七绕八绕之后居然成了亲戚，可以坐在一起攀亲聊天，热乎得很。郁约翰和林语堂大致也是这么回事。

郁约翰是美国籍荷兰人，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拥有土木工程和医学双学历，1887年被美国归正教会派到中国传教。1888年1月13日郁约翰和他的妻子进入厦门，这位当年仅仅27岁的年轻牧师从语言入手，借助当时的闽南“白话”拼音文字，很快熟悉了闽南话，语言的沟通功能让郁约翰很快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融入了当时的社会，随后郁约翰进入平和小溪，用1200美元的基金，创建了小溪救世医院，救治了大量中国病患。据《平和县医院院史》记载：“郁约翰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为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遇贫苦患者，慨予减免优惠，甚至施诊赠药。其医术精湛，诊病认真，对症下药，治疗多效，病人互相介绍，就诊患者络绎不绝，使西医医学在闽南地区广为传播。”此后，郁约翰看到中国人受鸦片的毒害，便建立戒烟所，帮他们脱离毒瘾。

如果仅仅于此，郁约翰的人生轨迹就无法与林语堂产生交差，甚至任何的关联。但命运往往出乎意料。当郁约翰来到小溪的时候，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已经在坂仔传教七年了。小溪和坂仔相距15公里，在不远的距离，坂仔和小溪的教会联系自然紧密，林至诚成为郁约翰到平和传教的先行者，也成为郁约翰创建小溪医院的配合者。林至诚在他撰写的《平和教会史略》中记载到“郁约翰覃光禄善体主心，以医贫病，保夏礼该日增厚重慈祥，振兴教会。”那么，郁约翰于林语堂而言，就是父亲的同道。

郁约翰于1895年一月回国述职，出发前将医院交给另一位医生Dr. I.S.F. Dodd，只因该医生身体欠佳，只做了几个月，小溪医院只好关门。直到1900年另一位医生Dr. C. Otto Stempf来接任才恢复。这对于林语堂来说，是毫不相关的生活变化，与林语堂有关的还是郁约翰，因为郁约翰一月就回国述职，而林语堂一直到当年的十月才出生，在平和生活工作8年的郁约翰并没有和林语堂照面。但因为林至诚的缘故，林语堂和郁约翰可谓是冥冥之中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1897年，回国述职完毕的郁约翰第二次到厦门，筹建鼓浪屿救世院，直到1910年4月6日，郁约翰因医治一位肺炎型鼠疫的青年病人，自己意外染上鼠疫，于4月14日在鼓浪屿不幸去世。尽管从1905年开始，林语堂就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学校读书，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郁约翰的只言片语。当时的郁约翰，对于年幼的学童林语堂来说，并没有什么需要刻意记住的地方。

郁约翰和林语堂的关系并非仅仅是林至诚这一丝，更多的关系缘于他的学生陈天恩。郁约翰到中国传教并在小溪创建医院之后，边行医边招收学生，陈天恩就是其中一个，而陈天恩正是林语堂一生无法忘怀的挚爱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当年跟随郁约翰学医，并且在郁约翰被教会派到鼓浪屿创建救世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后，陈天恩等就在医院继续担任郁约翰的助手。后来郁约翰不幸去世，又是陈天恩等学生造塔镌碑，以纪其功：“郁约翰牧师美国人也，医学博士。学称厥名，志宏厥名，志弘厥学，侨厦敷教施诊，精心毅力，廿载靡濡。手创医院三，授徒成业二十余辈，功效聿著，愿力弥宏，以身殉志，生不遗力，殁不归骨，卒践誓言，葬于兹丘，追念功德，表石以纪。石可泐，骨可朽，先生功德不可没。诸学生仝泐石。”。

郁约翰和陈天恩师生情深，林语堂记住的却是陈天恩的棒打鸳鸯。当年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爱上了陈天恩的女儿陈锦端，但陈天恩却瞧不上既是穷牧师的儿子又对基督教不虔诚的林语堂，从而“棒打鸳鸯”，这段恋情成为林语堂内心毕生的伤痛。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写到此事，还说“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地位。”。

陈天恩于林语堂来说，还不仅仅是“棒打鸳鸯”的角色，他拆散了林语堂和陈锦端的爱情，却又把厦门富商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成就了林语堂和廖翠凤夫妻恩爱的佳话。陈天恩在林语堂的生命历程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客。

因为陈天恩，林语堂和郁约翰又在现实生活之外有了曲折的关联，毕竟，没有郁约翰，陈天恩的命运轨迹也许就不一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棒打鸳鸯和当红娘。基于此，郁约翰就不仅仅是林语堂父亲林至诚曾经的同道那么简单，而是在命运深处影响了林语堂一回，甚至改变了林语堂命运的轨迹，尽管，他们从未照面，但有些影响，其实就是命运的暗流或者润物无声的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