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是另外一种乡音。每个地方风俗有可能存在交会的地方，也可能显出不同的特点；这不同，就成为每个人家乡的标志，直接或者隐约地透出故乡的信息。也许闽南风俗是在不经意之间走进林语堂的记忆，幼小的他不可能在孩童时代就刻意探寻闽南风俗的种种。但这样的不经意又是根深蒂固，尽管岁月流淌，风俗往往在不经意之间从记忆之间流露。恍然之间，发觉童年时代的记忆从来不曾走远，风俗已经成为家乡的一部分镌刻脑海。

 　　“凡有失足掉在茅厕里的，必须请一僧人为其换套新衣服，改换一条新的红绳为其打辫子，又由僧人给他一碗汤面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这样的风俗在闽南，尤其是在平和县广为存在，意为重新有好运。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有小小的变动，这大多是根据家中有什么东西的实际情况，比如汤面也许就改为一碗煎蛋酒，也就是鸡蛋或者鸭蛋煎熟了，加入家酿的米酒做成蛋汤；也有的就是来一个白水煮蛋，在剥蛋壳的时候由长辈说一些好话，寄意为“脱胎换骨”。当然这僧人的角色也未必就是固定，有时候找不到僧人，或者为了方便，许多就是就近找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在周边有比较高的声誉之人代替。林语堂记得这风俗是因为他的父亲林至诚和母亲杨顺命担当过这僧人的角色：“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童掉在茅厕里，因为我父亲要取代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红绳辫子，而我母亲又给他做了一碗汤面。”这样儿时的记忆只是记住了某件事情，但地域的色彩就在不经意之间涂抹记忆，成为多年以后林语堂和闽南众多联系中的一丝。

　　 不仅仅这简单的一种风俗，其实闽南风俗在林语堂的记忆中浓淡不同地存在。林语堂曾经写过，男人是不能从女人的衣裤下面经过的。这样的禁忌无关林语堂的性别歧视，相反，在其生活和作品之中，林语堂对女性的尊重和推崇是他的一大亮色，如现实的母亲杨顺命、二姐林美宫、初恋女友赖柏英到笔下的人物形象姚木兰、曼娘、红牡丹等等，无一不看出他的谦谦君子风格。但对女性尊重和推崇并没有影响林语堂记住家乡的这种风俗，从小时候的记忆到成年之后，风俗深入骨髓，然后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悄然流出，自然地诉诸笔端。这样的“润物细无声”让林语堂铭记到成年之后，甚至成为告诫他人的律条，其穿透力不是岁月能够消弭的。

 　　在林语堂的笔下，闽南风俗也并非全部是灰色的色彩，或者说是沉闷的话题。过年的风俗在喜庆的气氛下穿越林语堂的拒绝直接抵达他的生活。“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这样的热闹声称不是摩登的林语堂曾经想置身度外，声明自己不理发、不穿新衣服，只是他的摩登与否无关年的到来。首先是抵挡不住坐汽车的诱惑而去理发，然后是因为女佣在春节前几天不洗衣服不得不换了新衣服，之后去买了萝卜糕、买了走马灯，贴了春联，点了蜡烛，风俗一步一步地进入身在国外的林语堂的生活，林语堂从最初的拒绝慢慢浸入其中，最后主动拿钱让佣人去买鞭炮。这不是回归，其实风俗压根就没有从林语堂的记忆中离开。也许林语堂曾经想标新立异或者与众不同地过一个春节，但无需别人劝诫或者什么条令的倡议，仅仅因为风俗，林语堂就别无选择，重新纳入这个轨道，过一个中国式，或者说闽南式的春节。

　　 闽南文化色彩在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涉及，闽南风俗自然也无法规避，尤其是在《赖柏英》这本自传体小说之中，闽南文化色彩体现得尤为充分，那种闽南话的“直译”、闽南风俗的直接描述和介入，也许只有闽南人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障碍，换之以会心一笑。

　　 正如林语堂无法忘怀闽南话一般，林语堂也注定无法忘怀闽南风俗。这些风俗悄然进入他的生命深处，融汇在林语堂的生命和文字之中，成为他另外一种乡音，时时提醒林语堂对故乡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