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语堂刚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已经名满天下。某种意义上，这时候，林语堂是胡适的“粉丝”。

林语堂坦承，1916年当他刚刚跨出大学校门开始清华大学教书生涯的时候，“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而当1918年胡适回到北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胡适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林语堂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林语堂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林语堂自此走进胡适的视野之内，“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胡适曾经是林语堂命里的“贵人”。1919年林语堂偕带新婚的妻子廖翠凤到美国留学，可是却多次遭遇到经济困境，在举目无亲的美国，林语堂曾经沦落到依靠一罐麦片度过一周的地步。这时候，林语堂想到了胡适。因为林语堂是坚定的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他和胡适一直保持联系，而且有一个约定，那就是林语堂回国之后到北京大学任教。

林语堂向胡适求助，胡适先后两次给林语堂寄钱，每次都是一千美元。一次是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就读，半公费奖学金被停的时候;另外一次是他从哈佛大学毕业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或许当年林语堂心里也心存感激，但多少也有点坦然，因为他向胡适求助是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先代为向学校预支自己以后回国之后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工资，属于公款。可是当林语堂回国之后，和校长蒋梦麟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蒋梦麟一头雾水，后来他告诉林语堂，胡适给林语堂的不是公款，而是他自己的钱，知道事情真相的林语堂这时候才真正感动，明白胡适对于自己是怎样的友情。林语堂从来没有把这事向别人说过，胡适更是没有提起这件事。当年年底，林语堂把这笔款还清了，但他记住了胡适的友情。直到林语堂写“八十自叙”的时候才记录下这件事，显示胡适的慷慨和气度。

林语堂和胡适是朋友，但他们的文风不同。胡适重意义，林语堂重趣味。当年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林语堂并没有因为胡适帮过自己就和他“结盟”，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站在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这边，而胡适是在现代评论派那个阵营。在林语堂看来，友情归友情，立场归立场。

不仅仅是笔战中如此。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宣传主任林语堂。同盟的宗旨是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的政治犯。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题为《民权的保障》一文，反对“同盟”的会章中“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同时，他又在上海的报刊《字林西报》登出谈话，表示“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于法律制裁的要求”，宋庆龄看了文章很生气。蔡元培也给胡适拍电报，劝他不要改变初衷，然而胡适拒绝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对于这个决定，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这时候，对于林语堂来说，就是友情归友情，原则归原则了。

但林语堂和胡适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敌人”，或者说，胡适并没有因此“记恨”林语堂。多年以后，有人造谣说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发了大财，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了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我想，坚持原则的林语堂应该庆幸，他遇到了胸怀坦荡的胡适，这样的朋友不是清谈喝茶或者举杯喝酒的层面可以理解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3月3日，也就是胡适死后一星期，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老友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发表在1962年4月1日出版的《海外论坛》上。文虽不长，但对胡适有极其崇高的评价，指出胡适无论在“道德文章”“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处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适之先生所以配为中国学人的领袖，因为他有特别资格：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能直继江永戴东原的师承而发扬光大汉学的考据精神，两样齐全是不容易的。他有戴东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无汉学末流公羊派的偏狭门户之见。”

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在胡适墓前向世人公布了他与胡适的友谊，泪流满面地讲述了胡适在他求学时期，慷慨解囊借给他2000美元的故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林语堂和胡适的关系，不是用一句话能够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