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了，你若能活下去，一定为我多看几眼!”这是神炮手曾宪许在淮海战役战场上听到的战友倒下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当时，敌人一炮炸死了战友，他也被弹片击穿双腮，从此嘴歪了，人称“歪嘴许”。

上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闭塞的寨子乡种田，对自己的身世只字不提。乡亲们只知他离家多年，并不知他在外都做了些什么。甚至连他老婆也不清楚，他为何受了这样严重的伤。当年为避战乱，村寨人漂洋过海、外出谋生的不在少数。他种田一点都不含糊，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俨然一副劳动的好把式。但山田很薄，常年歉收，经常吃不饱饭。可他连喝稀粥也不愿喝个饱，硬是从全家人的口中扣下粮米，积攒起来向国家缴交公粮，他无怨无悔。他说，一想起战友临终前的话，心就刺痛。想到倒下的战友不能看到胜利，想到自己还能幸运地活下来，饿点肚皮怕什么?直至改革开放初，人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负伤的英雄炮手，不禁心生敬佩。

村子里还不止一个“歪嘴许”。上世纪50年代，失踪十多年的杨友深突然回村，大家深感纳闷，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看他穿戴装束与出走时并无二样，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力大过人，一个碗大的黄梢梨，两指一敲就炸开了。人民公社时，参加集体劳动种田出工走在先。犁田耙田、插秧收季样样干在前，本分又肯出力。收季时，打下的稻谷要挑回村里，上岭下坡要走十里八里山路;缴交公粮时，他挑百斤公粮走20华里山路，都不气喘。他总是抢着干苦活、重活，却和普通男劳力一样拿10个工分而毫无怨言。大饥荒时，没吃的，只好挖蕨根和野菜充饥，吃谷壳，弄得大便拉不出，抠出血来。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民以食为天，只有填饱肚子，事情才可能办成。他忘不了长征过草地时，倒在泥潭里的那位战友。那是因三天没东西下肚还不断赶路，直到临死前他还在咬嚼布袋，只为吮吸布袋那点米香，杨友深比谁都更清楚饥寒交迫的滋味。他说当农民心里最踏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饿肚皮。但能填饱肚子时千万别忘了还有受饿的人。新收稻谷时，他总是省吃俭用。他说种好田、多收稻谷、完成征购任务是本分也是责任。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种田积极性很高，年年完成征购任务。几十年后，县里来人慰问，村民才知他原来是个红军老战士，惊喜穷山沟的草窝窝里竟然藏着这样一个人物。

自我懂事时就知道，作为党地下接头户的父亲，三天两头在太阳刚下山时，便要肩披一件露絮的旧被子，佩戴祖父传下的海螺和自制的三节电池的旧铜壳手电，持一根带铁尖的木扁担，到五里路外的“松光崎”三叉路口“掌更”——就是值夜班放哨。此三叉路口，往东北是大溪镇，往西北是国强乡，往西南是当时的第六区区政府所在地九峰镇。值夜班的人就蹲守在隐蔽的猫耳洞里，主要任务是盘查过往行人的“路条”，即通行证，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吹螺报警。三路民兵便会飞速把守通往三地的路口，可疑分子就是插翅也难飞。一个凌晨，三叉路还看不分明。突然，后山传来沙沙的响声，父亲断定那不是走兽。他跃出洞口巡查，截获两名前往大溪镇的自称是牛贩子的可疑的分子。经查实，此二人是路过的邻县人，曾资助反动派攻打区政府，是反动商人。父亲因反应敏捷而受到上级表扬。他说，保持警惕，防歹人破坏，保卫胜利果实是我们天大的事。

上世纪50年代末，粮荒闹得凶。早季稻收割后，父亲带领村民率先完成了全年的征购任务，政府奖励少交三千斤稻谷。晚稻刚开镰，社员都没多少米下锅了，俗称“青黄不接”。那时我上初一，在水田里我抱揽稻束递给父亲甩打。太阳西沉时，父亲已饿得无力甩打稻谷。通常打谷脱粒要甩打五六下，还边打边翻稻束。那时父亲打一次后，间歇的时间比往常打完一束稻穗还长。他索性停下来，走到水田岸边，取下挂在树枝上装午餐的小木桶，一看一粒米饭也没有。掀开钵罐连片菜屑也没瞅见。他把茶壶水倒入桶和缽搖晃几下，喝几口涮桶缽的水。转身看见一位年轻社员站在田头啃地瓜片磨粉掺野菜的饼，脱口问他“好吃吗”?说完吞咽了几下口水，我见状心头很酸。“不怎样”，对方应着。我以为他会分一口给父亲，却没有。收工了，父亲挑着稻谷边走边对一位老农说，很快就有新米下锅了。看这晚稻还不错，有好收成。我打算将国家奖励少交的公粮如数交上。老农说，你是队长你做主。“不要平摊，我家多出点。”父亲说。父亲的话在我心里掀起波澜。

是什么支撑着“歪嘴许”、杨友深和我的父亲走过那段漫长的艰苦年月?作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过的一代人，他们的心中自有一种不必言说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