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漳州，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人称近代“漳州三杰”。他们厚重的学养，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无一不是一笔巨大的“遗产”，滋养后人，也被后世所景仰。

许地山(1893～1941)，籍贯广东揭阳，出生于台湾台南，迁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即现今福建漳州)，他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教育家和翻译家。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有着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作家，他是带着矛盾着的思想走完他艰辛的生命旅程的，正如中国现代许多作家、知识分子一样，许地山的思想是矛盾的，尤其在他前期，这思想上的矛盾更为突出。

许地山，据其创作和思想发展结合时代特点，一般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把“五·四”时期称为前期。此时，正是他在大学的时期，也是他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五四运动的兴起和落潮，其矛盾思想就因此凸现出来。

一方面，他逐渐形成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他的家庭培养了他爱国的感情，使他成为爱国主义者，他父亲许南英在台湾有很多房地产，日寇占领台湾后曾宣布：愿意留台的仍可保全家产，若离开则全部没收。他父亲召集了五个儿子，问谁愿意留下，然而他们都舍弃了全部家产而要回到祖国。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爱国感情。许地山后来为其父刊行诗集《窥园留草》，同样表现了对祖国深沉而执着的爱。直到抗战时期，他之所以能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正是他爱国之情所激发的。爱国之情是他思想感情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许地山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又造就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要求自由的反叛精神。此时，他是在“变乱底渊海”中度过的。他家庭由于放弃内迁而落得贫困，他也从小就接近社会底层，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因而也产生较深切的同情。他前期作品《商人妇》就描写了被丈夫抛弃了的受尽凌辱的底层妇女的苦难生活，从而控诉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赞扬了商妇的坚韧意志与奋斗精神，显示了作家对劳苦人民的极大同情。与此相联系的，作家的要求民主、自由的反叛精神也不断流露出来。在其成名作《命命鸟》中，通过主人公敏明与嘉陵这对热恋情人由于家长的阻挠而不得不双双殉情的故事，表示了对封建礼教的无比愤慨，写出了他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热爱祖国，同情劳苦民众，追求民主、自由、幸福，正是许地山积极人生、面向现实的可喜的一面。

另一方面，许地山也有其消极思想的一面，随着“五·四”落潮，许多青年被搁浅在风暴过后的荒芜狼藉的沙滩上，当时的许地山处于苦闷矛盾状态中。他1920年7月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之所以会转入燕大宗教学院从事研究，当是其思想矛盾使然。随后，他的《命命鸟》写男女主人公自杀，《缀网劳蛛》主人公尚洁以虚无主义看待人生，这实质上是他宿命论的消极态度。

思想的矛盾，许地山便在另一种更富于浪漫气质的佛理中找到了出路，这正如冰心早期为探索人生而烦闷时寄托于爱的哲学一样，与其说是由于家庭信奉宗教而使他走上佛道，不如说是现实使他潜心领悟佛理，他前期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这种浪漫气质。还是《命命鸟》，男女主人公神游天堂、领悟佛理真谛后，乐得就如携手入洞房那般，搭着手双双走进水中，“要到那个(极乐)世界”中去，这是多么富于浪漫气质!

这矛盾也使他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天国终究是遥远的，因而他将中国化了的“博爱众生”思想和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正是这“博爱”和“人道”思想，才使他在主张“生本不乐”一切归诸天意与命运之外，还能强烈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肯定人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赞美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当然，说起许地山总是绕不开他的“落花生”。在《落花生》中他告诉人们做人“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就是说，“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宁愿做个默默无闻而有用的人，这种“落花生”精神更具普世价值。

许地山作为一个作家，其思想是丰富的，尤其是前期，虽然带有消极因素和浓厚的宿命论思想，但他始终是进取的、前进的，正是如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沉默中做理性思考后，他便能够在抗日救亡中走上了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