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下的清宫，胶州黄生舍读其中。清宫内“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一日黄生自窗中见一女郎，素衣掩映花间。遂隐身丛树中以伺其至。女惊奔，袖裙飘拂，香风洋溢，追过短墙，寂然已杳，爱慕弥切……”

如此美丽的画面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香玉》，蒲松龄为我们娓娓讲述了读书人黄生与牡丹精香玉相爱的故事。这是一个香艳而凄美的故事，香玉不幸夭亡，由花妖而变花鬼，最后又因爱而重生。“生视花芽，日益肥茂。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

两人一往情深，生死相依，死了可以重生，生了又重死，缠绵爱恋，这种种神奇的描写，使整篇小说呈现出诗一样的浪漫意境。文中黄生对香玉一片真情，知道香玉是花妖，异类，并不厌恶，躲避，而是“怅恨不已”，恨自己未能及早保护;听说牡丹被掘移后渐渐凋谢，他更“恨极”，日日作诗，哭泣……而香玉也是个热烈多情的奇女子，为爱而生，因爱而死，令人敬服……阅读《香玉》就会发现，“至情至性”是爱永恒的主题，在黄生的深情灌溉下，白牡丹复活，香玉再生。最终黄生为与香玉朝夕相从，殉情而死，化为一株牡丹，日夜守在香玉身旁。离开尘世前黄生眷眷地说：“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为!”只要至情在，死何异于生!此等真爱令作者蒲松龄也不禁在篇末落笔长叹：“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

初读《香玉》时，有个问题一直不解：如果打动香玉的只是一个“情”字，为什么香玉喜欢的是黄生，而不是其他有情人，譬如农夫，樵客或者渔郎等等?一读再读，终于领悟：《香玉》通篇不仅有“情”，还有个“才”字!香玉和黄生，他们生死爱恋的前提，一是“至情”，一是“才情”，如果只是一往情深，唯愿白头到老，而胸无半点文墨，没有善于表达“无限相思苦”的文才，岂能让香玉芳心倾许? 而《香玉》中抒写黄生与香玉“至情才情”的句子却也最为精彩：

黄生初窥香玉时,在树下题句：“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釭，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当晚香玉欣然前来，对曰：“妾酬君作，勿笑：良夜更易尽，朝暾已上窗。愿如梁上燕，栖处自成双。”

黄生揽衣更起,挑灯复踵前韵曰：“山院黄昏雨,垂帘坐小窗。相思人不见,中夜泪双双。”诗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无和。”女视诗,即续其后曰：“连袂人何处?孤灯照晚窗。空山人一个，对影自成双。”

读文至此，渐见端倪，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大多一贫如洗，独坐荒斋，面窗苦读，偏又才华过人，情感丰富，往往口吟成章，极为痴狂。每游于野，或遇孤魂野鬼如连琐、聂小倩，或遇狐仙花魅如香玉、辛十四娘，无不得其青睐，身心相许。一介书生，为何能令这些花妖狐女苦苦寻觅?那为情死生的盟约，又为何如此感人肺腑?不难看出， “至情人”和“骚雅士”，正是蒲松龄笔下书生获得爱情的两大法宝!“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那些由花妖狐鬼幻化而成的女性形象，是如此俏丽多姿，当书生遇上狐女，所演绎的一段段缠绵，又是如此荡气回肠。至情+才情，才有了这一篇篇动人的千年爱恋。

无怪乎周汝昌老先生在《<红楼梦>和中华文化》里如是云：“有才者，必有情。”“才”与“情”本来就是紧密相联，反过来讲，有情之人若再兼具有才，则可如蒲松龄笔下的书生般遭遇花仙或狐女，均无往而不利。

也许有人会说，自古佳人爱才子，实是因为写故事的都是“才子”，如果是农夫写的，当然是爱农夫了。“才”看得见吗?会写几句歪诗就叫“才”?何谓“才”?周汝昌先生这样细析过：“才”，从汉字造字学来讲，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在植物表现为开花，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在士子即为诗圣丈宗……可见，如果为农夫所写，当然亦爱农夫，不过，农夫可能写不出世人所谓的“歪诗”，但农夫同样可以书写自己的美丽，农夫以天地为纸，锄耨为笔，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同样羡煞我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耘收获，简朴生活，那是农夫的“才”;临溪而钓，满载而归，那是渔郎的“才”;斧声坎坎，竹担弯弯，那是樵客的“才”。一个“才”字，各有精彩。

那么，才子佳话是否有它的意义所在?放眼四周，熙熙大众，尽皆平凡人等，也许人生困顿，也许红尘纷扰，但才气至笔，却可以化柴米油盐的平淡为浪漫，两点一线的单调为多彩，“一箪食，一瓢饮”，似颜回般身居陋巷，心有天堂。随心而吟唱，不也可以让岁月从容如水流淌?这也许就是才子佳话带给人的幻想和温暖，如此看来，《聊斋》里所承载的，不正是一个个落魄书生的男人梦想?

才情合一，就是《聊斋》里千年美丽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