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人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与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也是“汪氏”式的。

1984年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汪老第一次见到铁凝，汪老走到她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

铁凝一愣，随即便被他的幽默逗得前仰后合，也将两人陌生的距离感一下子拉近了。铁凝后来深情地回忆道：“那一刻，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著名作家陈国凯曾说过，80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餐厅吃饭，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曾祺，汪老看着他，哈哈一笑：

“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

陈国凯是第一次同汪曾祺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词，实在可爱，也乐了：

“你想我是什么样子?”

汪老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瘦骨如柴。”

1988年，一次，刘亚伟陪《时代文学》的女编辑张东丽女士去汪老家约稿，刘亚伟为张女士做完介绍，刚刚坐下，只听汪老笑着说：你们二位的名字有些意思。看着他们一脸的愕然，汪老接着说，东丽者，东方丽人也;亚伟者，亚洲伟人也。是不是?说罢，汪老为自己的新发现呵呵笑了起来。

1991年4月，汪曾祺参加云南笔会，同行作家李迪，戴个大墨镜，被高原太阳晒得够呛，一天下来，当他摘眼镜擦汗时，只有眼镜下面的一块是白的，其它地方都是红的，哈哈哈!哈哈哈!一行人笑成傻瓜。汪老边笑边说：“李迪啊，我为你写照八个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

一年夏天，苏北到山东长山岛出差，游了海水泳，回北京已好几天了。那天去汪曾祺家。进门没有一会儿，他站在苏北面前，端详着，之后用手在他脸上一刮：“是不是游了海水泳?”真奇了怪了，他怎么看得出来?而且他用这种方式表达，让人的内心感到温暖无比。

曹乃谦说过，他老是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汪老。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刚理了个光头没几天，头上的汗不打一处往下淌。一进他家门，汪老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嘭”地启开。他正取杯的当儿，曹乃谦举起瓶就吹喇叭。他说：“呛着!呛着!”说着拉过瓶把酒倒在杯里。后又出了他的那间小屋，一会返进来，递上来一块凉凉的湿毛巾。十四年前曹乃谦的爸爸就去世了，在汪老跟前，曹乃谦总能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关爱。

1993年，申林和一位朋友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之后，提出想拜访他，电话的那头，汪老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那腔调怪怪的:“好吧，来吧，我给你们一上午的时间，够不够?……”那声音尖利而略有沙哑，那语调，孩子般纯真，调皮又略带无奈。

他们如约而至。开门的一瞬间,汪老诡谲地伸了一下脑袋，眼睛眨得闪亮:“好像不认识哟!”说得大伙儿大笑。

落座之后，汪老的朗朗笑声便不时回绕在那并不算大的客厅。他们先同汪老寒暄，问他最近忙乎?汪老笑曰:“不忙。”问及创作情况，汪老曰:“整天干与今天同样的事。”然后大笑。

申林和朋友相视而笑，忙说“打扰”。

汪老却一脸严肃:“跟你们在一起，虽然占用一些时间，但很开心。我是最顶不过你们这帮小朋友的纠缠了。”说得他们没了一点怯意，也更放肆了。他们死磨硬缠地请汪老作画，他拿出纸笔，站在桌前，画两笔，偷偷地看一下他们，好像是一个小学生在老师的监督下做作业，那神态，真似一个顽童。

汪老看重年轻人，他强调年轻一代作文要真，要自然流露，不要追求浮华，不要过于把心思放在精雕细琢上，而是要把握好水到渠成的自然境界。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在汪老的书上，汪老笑了，伸手拿出几本，“要不要?要!”提笔在书上签下名字递给申林，“你很贪心，又要书，又要画，还要什么?”

“还要再来拜访汪老。”

“别吓我，你还来?”汪老伸长脑袋，睁大眼睛。

“还要来!”

“那我就整天陪你们这帮小朋友了!”汪老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我还要和您留影!”

“没问题，坐这儿吧!”汪老指指沙发的靠手，申林坐上去，汪老向申林这边靠近，还伸出了手，申林却没看到，汪老笑了，“拉拉手，好朋友。”他们全都笑了。

1997年，杜运燮带学生去拜访汪曾祺，汪曾祺从书房里迎了出来，学生深深一躬，口称：“汪老师。”落座后，汪老问他：“你是北京人?”

“是，”学生答。

他直指着学生说：“你们北京人有方向感。一个老头和老太太躺在床上，老头推了老太太一把，‘去，往南边挪挪!’”

哄堂大笑。学生的紧张情绪一下舒缓了下来，仔细打量起了汪老。中等个头，微胖但并不迟重，大脑袋，头顶已秃而放光，头侧一圈稀疏的睿智白发;灰色的西裤，半旧，白色长袖衬衫，略有些皱巴，领口敞开，他的眼睛不大，有些细长，坐在那里，毫不客气地打量着学生，大大咧咧的，细眼中透着敏锐——后生小子，随便看呗。

汪曾祺经常就是以这种亲切友爱的方式与人见面打招呼，而这种表达的方式，让每一位与他接触的人内心都感觉温暖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