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临刑前正义凛然的就义诗还犹言在耳，这铿锵有力、视死如归的誓言，是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写照。峥嵘岁月里，在原中央苏区县平和，也有如夏明翰这样的，始终对理想与信念坚守如一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人，他就是平和农民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朱赞襄。

1903年4月，朱赞襄出生在九峰瓦片埕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就读于九峰奎文小学，秉性刚直，好打抱不平，就如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赞襄”一样，有“辅助、协助”之意，遇上有同学受劣绅欺负，他就挺身而出，为其伸张正义。为此，他没少受劣绅的打击报复，直至被迫辍学远走长泰。

1926年10月，朱积垒回到九峰，开展革命秘密工作。闻悉，朱赞襄也从长泰潜回九峰，几经交流，他们成了好兄弟、好朋友。朱赞襄追随朱积垒投身革命，积极协助朱积垒迅速办起平民夜校。他们以夜校为阵地，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宣传党的主张，提高民众的觉悟。博学而有主张的朱积垒让朱赞襄如黑暗中见到曙光，前方变得一片光明。方向明确了，干起工作来也更起劲，渐渐地，他成了朱积垒的好帮手，一块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起闽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平和县上坪村农民协会。在他们带动下，县城周围的农民协会相继建立，掀起了平和农民运动的热潮。朱赞襄由于表现突出，经朱积垒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朱赞襄23岁。

1927年2月，朱赞襄被选派到漳州农工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他刻苦学习，经受了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迅速成长起来，为日后开创平和农民运动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年春天，农民协会决定利用长乐圩日，国民党县政府衙门习惯四下派人收捐纳税之际，发动农民反抗剥削与压迫。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派出曾子丹等一帮人到长乐来征收捐税，没想到这帮无赖骄横霸道，蛮不讲理，还对民众拳脚相向。看到他们的嚣张气焰，朱赞襄挺身而出，上前据理力争。曾子丹自恃人多势众，挥舞着短枪威胁朱赞襄等人。没想到朱赞襄瞅准机会，一个箭步向前，右手反剪紧握住曾子丹持枪的手往上抬，左手顺势下了他的枪，再一个反剪，枪已经不偏不倚地顶到了他的太阳穴，曾子丹脸色铁青，瞬间蔫了，他见大事不妙，赶紧下跪求饶。而随同曾子丹来的那些人，早已树倒猢狲散，不见了踪影。来长乐赴圩的人见此情景无不拍手称快。从那以后，县衙门一谈起长乐就色变，再也不敢踏入这块土地征收捐税。

为加快农会的发展，扩大影响力，朱赞襄和朱积垒决定把农会活动扩大到秀峰、文田、大溪等地。9月，中共平和县临时委员会和平和县农民协会在长乐下坪成立，朱赞襄任县委委员兼农会委员，分管武装工作，根据安排，他与朱思一道，到崎岭一带开展宣传活动，发展农会会员。农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星星之火渐呈燎原之势。

1928年3月7日，朱赞襄与朱思带领一支队伍悄悄赶到崎岭，趁夜袭击了地主恶霸曾锦江的“永茂号”布店，驻扎在九峰的国民党保安队闻讯倾巢出动，准备征剿。其实他们没想到此举正中了暴动委员会制定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计策，九峰县城空虚，震惊八闽的第一枪打响了，熊熊大火在县衙上空燃烧，火光映红了天。

恼羞成怒的敌人开始了“秋后算账”，残酷镇压着农会运动，他们开始对农会主要成员出入的地方进行搜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九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朱赞襄一家老小更是首当其冲成为重点镇压对象，但一心只想着革命的朱赞襄顾不上这些，他积极组织力量抢救其他农会人员及其财产，把损失降到最低，自己的家产却被洗掠一空，一家老小逃的逃、散的散，从此过上颠簸流离的生活。而朱赞襄却丝毫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地投入到战斗中，他和朱积垒他们一道，隐藏在深山密林打游击，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头疼的大问题。朱赞襄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他甚至都没时间去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直到牺牲时都没成家，他把劳苦大众的幸福作为终身奋斗目标。

1929年4月，为打开闽西交通要道，朱赞襄率部连夜攻打象湖山。但由于敌情不清，守城敌兵剧增，战斗极为惨烈。在撤离时，为掩护战友，朱赞襄不幸大腿中弹，不能行走，隐匿于杂草丛中。天亮时，敌人循着血迹，一路追踪，朱赞襄终因弹尽被捕。在监狱里，任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朱赞襄硬是不吐一个字，不低一回头。敌人把朱赞襄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九峰县城城墙上示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一片土地，九和山山谷里回荡着宁死不屈的铿锵壮语。

百年峥嵘，不忘初心。国家强盛的背后镌刻一群永远不能忘记的英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