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南胜老家，总会来到离家不远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如今已是热门旅游景点的欧寮村、邦寮村。与父亲坐下来泡茶闲聊时，父亲就会满怀深情地说起红色苏区和红军地下党的革命往事，想起那些为我们带来和平安定、富足美好生活的革命先驱们，总会被他们无所畏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所折服，同时，深深体会到我们今天幸福美满生活的来之不易。

父亲跟我聊起当年奶奶向他口述的亲身经历——1936年，地下共产党员何俊和妻子朱青，还有朱援平和妻子豆粒等一群热血澎湃的青年战士，在南胜镇义路村“帮马坑”燃起了熊熊的地下革命烈火。他们一方面向周边村落宣传共产党为天下千千万万受压迫穷苦百姓谋解放的政策，鼓励大家积极起来闹革命;一方面暗中寻找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大力发展地下党员，扩大革命队伍。同时，还积极收集政治、军事情报，运送各种急需物资，为闹革命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的顶楼小组只有十几户人家，到处都是残墙破壁，人烟稀少，全村老幼人口加起来不过七十来个，大部分耕地无人管理、杂草荒芜。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地下党工作的开展与生活上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昼伏夜出，脚穿草鞋甚至打着赤脚，摸黑在崎岖山路中稳健前行。他们居无定所，甚至从未沾床睡过一夜好觉，执行任务时，最喜欢恶劣天气，越是雷雨交加的夜晚，活动就越是安全。许多风华正茂、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长期奔走于各个联络站，每天仅靠有限的野果、地瓜果腹，甚至草根、树皮充饥，一个个身材精瘦，但却练就一身敏捷身手，风餐露宿依然碧血丹心。

在何俊带领下，小组的成员有阔嘴、进忠、海仔，朱青、豆粒等，白天扮成寻常百姓，到了晚上就成了地下工作者，机智地跟敌人周旋、打游击战。一次，海仔被列为怀疑对象而被敌人抓去审问，吊起来严刑拷打，海仔始终没松口。但毕竟是凡身肉体，确实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喊：“我说我说”。敌人大喜过望，放了下来，但缓了一口气的海仔马上又改口：“我一个老实人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叫我说什么啊?”就这样来回戏弄了敌人几次，敌人最终不得不把折磨得已经不成人形的海仔给放了。

朱青、豆粒两个女性地下党员，主要工作是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与人员交往情况，争取发展更多有共同信仰的地下革命工作者。当时，年仅19岁的胡义也是一个被组织上高度信任的发展对象，她跟朱青、豆粒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是无话不说的知心姐妹。但由于家庭上的种种原因，身为童养媳的胡义没能正式参加革命，她也依然尽己所能，积极参与革命工作，当起地下交通员，积极联络、运送、交接情报和信息。后来，胡义和我的爷爷结婚了，但她的革命工作并没有中断。当时，我的爷爷虽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却非常明白事理，非常支持奶奶的工作，还主动捐出五百块大洋，作为地下革命工作活动经费。也因此，在解放后，国家为我们家减免了三年的公粮。

后来，爷爷支持地下党工作一事被发现，被迫带着怀有身孕的奶奶离家出走。先是躲到了溪坡楼，又辗转到了埔尾，最后在东坑我父亲的姑婆家暂时安定了下来，在那里生下了我的父亲。

1937年，何俊与朱青的女儿出生，孩子在义路村顶楼小组一个叫母姑(音)的妇女家里偷偷接生出世。为了保护地下党组织和革命英雄的后代，更为了何俊和朱青能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这个刚出生的婴孩只能送人。当时，奶奶从中牵线，偷偷地把孩子送往十几公里外的东坑新楼，寄养在我父亲的姑婆家，孩子就给了我父亲的表哥赖潮州名下当女儿。当时已婚的赖潮州还未生育，一直把这个孩子当作亲生女来抚养。女孩名叫“桃花”。

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那个特殊年代，革命前辈真了不起!他们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为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何俊、朱青夫妇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就不得不把刚出生的女儿送人。1949年，平和解放时，孩子已满十二岁，寻亲而来的何俊，才把孩子带回海南读书。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