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陪着家人回芦溪，都是不一样的感受。

那次，我们特意往漳汀村重拾红色印记，汽车直驱漳汀大桥，这是一座两墩三门的石板大桥，石桥横跨河两岸，错落有致的石板从桥头延伸到桥尾。踏上桥面，凭栏俯视，河水潺潺地流着，河水清澈见底，滑过布满青苔的鹅卵石和随风摇曳的水草。我走在坚硬的石桥上，走进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1935年5月，国民党八十师调入平和，向闽西南交界处的芦溪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企图扑灭革命烈火。刘永生的部下罗德标带领一个红九团小分队准备撤退转移到永定，在崎岭桂竹洋跟国民党军队张河山部队交战。到芦溪时山洪暴发，漳汀河唯一木桥被水淹没，汹涌河水阻挡了红军转移路线，眼看着70米长，宽50公分木桥被汹涌的河水冲垮。漳汀群众得悉，奔走相告，瓢泼大雨中赶来相助，40个青壮年把木板扶起来，搭建起一条窄小的通道让红军过去。但屡次被洪水冲垮，有的青年跳到水里用肩膀撑住木板，有的拿出家里的木桶拉伤员过河，有的拆掉家里的门板，锯断房梁架设桥梁，一时热火朝天。在漳汀群众的帮助下，一百多位红军迅速过河，甩掉尾追之敌。

“架桥助红军”后，1935年7月国民党一五七师黄涛部伙同张河山又来骚扰老区，把漳汀冠以“通匪、济匪、窝匪”的罪名，还搞了一个移民并村的“大搜剿”，红色山村又一次遭到兽蹄蹂躏。时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刘永生得知消息后，对漳汀群众不顾生命危险，“架桥助红军”的行为表示赞扬。1959年，刘永生将军仍不忘当年漳汀人民对革命斗争的贡献，在其关怀下，省、市、县三级政府拨款，在漳汀河修建一座面宽3米，长70多米的大木桥。2020年，当地政府在漳汀桥旁建了一个红军亭，与漳汀桥相得益彰。经过一番改造，如今这里红花、绿树、石凳、路径等环绕，村民们茶余饭后，闲来信步，怡然自得。

漳汀村的下游是九曲村，大姑的家就在那里。大姑得知我们要回来，一大早就去田里采摘午餐的食材。见我们的车到了，远远地向我们招手。大姑是个勤快又能吃苦的农村妇女，从小听了很多关于她外婆——钟桂花的革命事迹，偶尔会对我们说革命的故事：“从小我就听我阿姆说，红军对百姓不偷不抢，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纪律分明，百姓们都愿意帮助他们。那时我的外婆就是地下党，到我比较大的时候，只要一提起外婆，阿姆的眼泪总是簌簌地往下掉。”大姑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外婆的革命故事，可我的内心却平静不下来，满腔的烈火在我心中燃烧。

1930年，国民党对秀芦、漳汀、西新等老革命根据地实行了“三光”政策，钟桂花就是在这次的扫荡中被保安团抓走，枪杀于秀芦。她五个子女中，只有一个女儿出嫁成家，其余都尚未成人，最小的儿子才刚满周岁，家里人不得不将最小的儿子送人。1946年在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下，老区人民不是死于枪杀，就是死于瘟病和饥寒，钟桂花的其他三个子女也迫于生计，流落异乡。钟桂花参加革命后，除了经常在大埔和芦溪往返传递信息外，还将自己的陪嫁品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兑换成银元为党筹钱，体现出了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胸襟和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她的后代，平凡而穷苦，秉承了母亲的无私精神，从没有想要得到组织荫庇的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在祖国的蓝天下。

回去的路上，我们行至下圩烈士亭，我知道，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有太多的历史留白与缺憾，有的烈士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然而，无论是钟桂花还是其他无名烈士，他们的背后都有一段意蕴丰富的革命人生，打开的都是一段段壮烈豪迈的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先辈们的革命事迹，让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