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通山的东麓“益枝头”，有一座与灵通岩正好向背而坐的狮子岩。狮子岩里供奉着一尊神像，人称“张老爹”或“菜埔老爹”。这位老爹就是著名的明朝遗老、灵通隐士张士良。

张士良(1578～1664年)，字思元(源)，号起南，万历已未进士，平和县菜埔村人(清嘉庆三年，菜埔村划归云霄管辖)。其始祖系宋代肇基云霄西林的参议大夫张元甫，属西林长房五世张得安的长子张临得的十三世孙。据清道光《平和县志》载，张士良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张珍伟早殁，父亲张具锦也是一名贫困的学者，“早入庠，家无长物”，“以讲学明伦为己任，学者宗之”。

家境贫寒，少年的张士良却刻苦攻读，同后任东阁大学士的林釬一起师从平和岩岭儒老庄诚斋。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张士良中壬子科高宗谷榜为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己未科庄际昌榜为进士。仕途伊始，张士良先任安徽贵池、太和县令，不久调任礼部试同考官，取士为众所服，升为户部郎中，崇祯三年(1631)调任宁波知府。据宁波天一阁查阅的清雍正《宁波府志》卷十六载，张士良任宁波知府期间，正值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他筹饷练兵，备御倭寇，使郡城得以安宁。又整饬吏治，关心民瘼，明断悬案，照雪沉冤，惠政卓著。崇祯七年 (1635)迁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兼大梁兵备道，驻河南信阳州，为正四品官衔，此时张士良已年届58岁。当时他看到朝政昏暗，官场龌龊，仕人迂腐，腐败蔓延;加上河南一带又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主要活动区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在战乱频仍、内忧外患，百官弃位、隐居保命的氛围中，张士良自觉气力不济，难以继续栖身乱世官场，于是也决然弃官南归。

他返乡后，一面为其岳父暨恩师庄诚斋夫妇在马铺凤仙墩筑墓，延请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林釬撰写《明待赠诚斋庄公墓志铭》;一面着手在家乡营造云霄菜埔堡。待处理完上述“凡尘俗事”后，他想起儿时游玩读书的灵通山，选定其父张具锦募资兴建、自己为官时又捐资重修的平和灵通山狮子岩作为隐居之所，带发修行，潜心参禅，独善其身，过着超然物外的佛教徒生活。

不过这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明末遗臣，虽归隐山林，皈依佛门，却依然忧国忧君，关切民生。庚辰 (1640)季冬，“处江湖之远”的张士良突然想起“居庙堂之高”的崇祯皇帝，一时兴起，虔诚地写下“天子万寿”四个大字，并命人将此四字题刻于狮子岩东侧旭日岩前参天耸立的岩壁上。截止目前，石刻依然耸立，阴碑凹入，高3.9米，宽1.18米，楷书“天子万寿”四大字雄浑苍劲，字径0.6米;两侧题款“龙飞崇祯 庚辰季冬之吉”，“臣张士良稽首拜祝”，字径0.2 米。据查，“龙飞”为帝王的兴起或即位之意，“龙飞崇祯”意为崇祯 “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从石刻可知，此时张士良虽僻居乡野，但作为明末遗臣，虽然对岌岌可危的明朝统治政权深感忧虑不安，但还是虔诚地叩行忠君之礼，祈祝“天子万寿”、大明江山万年永固。

崇祯十六年(1643)，张士良在灵通山隐居了七八年，虽然远离尘嚣，却也感到大明大厦之将倾，又无法赴身国难，救民众于水火。于是在万般无奈中借助题写佛语销愁遣怀，于狮子山下通往狮子岩山门水路上的一块浑圆的巨石上写下“自度度人”四大字，笔力隽朗，内蕴也深长，但从下款题刻“佛弟子起南张士良癸未初夏立”看，此时的张士良已对大明失去信心，只能勉强勉励自身不要太沉沦于苦难，济渡自身，超越苦难。同时，寄希望于狮子岩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佛祖超度芸芸众生脱离苦海。实践证明，张士良预感真准，一年后，大明王明朝真的覆亡了。四年前，张士良虔诚遥祝的“龙飞”崇祯帝在位16年间宵衣旰食、辛苦支撑，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国家危亡，而他本人也落得个自缢殉国的结局。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在南明政权的动荡岁月中，张士良虽然在灵通山狮子岩，伴着古佛青灯、晨钟暮鼓，过着闲云野鹤般恬静的佛教徒生活，但他仍眷恋明室江山，密切关注时局，时刻不忘反清复明。但在清顺治三年(1646) 三月初五日，张士良闻悉故友南明吏、兵二部尚书黄道周在江宁东华门就义，十月十九日清军攻入漳州，复国梦彻底破碎。此后，清军与郑成功在闽南粤东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顺治七年四月，闽南诏安二都九甲地方武装势力“万姓集团”被施琅收编后投靠“延平郡王”郑成功，即扛起“反清复明”义旗，正好同张士良“明不服清”、“誓不臣清”的前明士大夫心态异道相谋。在佛家道友、万姓集团主要成员万五道宗请托下，精通佛学、工于书法的张士良毅然为其拓建的长林寺书写《长林寺记》《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誌》两方碑文，并邀请族弟张天维(字中贲，号鹏海，崇祯十年进士，曾任山西泽州、河北沧州知府)前往庆贺。在改朝换代大局已定的背景下，张士良仍在自己题写的《长林寺记》碑额冠以篆书“皇明”二字，表明对南明桂王政权寄予厚望，对匡复大明王朝抱有幻想。这对万五道宗以后的追随者继续秘密从事“反清复明”大业，产生持久影响。

顺治十七年(1660)，闽南郑氏政权在中国大陆大势已去。此时，已近垂暮之年张士良转而拥戴新朝政治，支持地方当局从事对民众有益的社会活动。据《张氏家谱》载，晚年张士良曾到广东饶平霞绕村探视宗亲，为其择地兴建朱文公祠，此行见载于翰林张愧日撰写的碑记中。他还在云霄西林兴建张氏家庙，为菜埔威惠庙题匾“世翼南邦”，凡宜宗益乡为民之举，皆倾心尽责尽力。《平和县志》卷六•艺文又载，顺治壬辰、癸巳间(1652～1653年)平和县重建城垣(县址原在九峰)，他欣然题写《重筑城垣功德碑记》。另外，据云霄云山书院保存的《福建大总制少保李公重建云霄镇城功德碑》载，张士良、陈天定等“合郡乡绅”、名宦耆宿还主董修筑了云霄镇城，可见张士良投身家乡公益事业也是不遗余力的。清康熙三年(1664年)，张士良与世长辞，终年87岁，被安葬在平和安厚后坪山，入祀乡贤祠，其塑像供奉于狮子岩、天堂岩及菜埔张士良故居。

忠君爱国的明朝遗老张士良，从名宦到隐士再到佛教徒，看似罢官退隐山林，其心眼极高，却未彻底了断尘缘，侍君之心未眠，报国之心犹炽，只是报国无门而已，就在他怀恨归隐不久，大明江山就倾毁了。他寂寞、他无奈、他困惑，好在他归隐的灵通山，灵应感通，且清幽神奇，吸引着众多张士良般隐士前来归隐。耐人寻味的是，一座山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历代都会引来那么多的高士去隐居，我想其中除了其地形和环境独特外，也一定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或者受某种神秘力量的指引。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灵通山狮子岩除了有僧人在住持外，也还有“高人”在那里隐居，这就是其神秘之处。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灵通山都是寂寞的，张士良也是寂寞的，包括张宽、张一栋、黄道周、林釬、陈天定、朱龙翔、张理吾、曾济美等学子也是寂寞的，也许正因为有他们的寂寞，才有今天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