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场扫盲运动，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无限的回忆中。这是一种感动，因我曾是我们大队“扫盲班”的第一任老师。

“扫肓”这个词，对今天年轻人来说很陌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扫盲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之时，我正在中学读书。我们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从学校挑选出几位优秀少年作为“扫盲班”教员。我恰好被选上，时任大队长还亲自到我家征求母亲意见。母亲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当天放学回家，一进门，母亲就乐哈哈地说有好消息，哪来的好消息?我一时懵了。当得知我和另外两个好同学被选为扫盲班老师时，觉得这是莫大的鼓励，顿时就欢呼起来了。

过了几天，扫盲班的事就定下来了，共有两个班，每晚七到八点上课，我们四个中学生当教师，两人负责一个班。

在满天星辰的金秋夜晚，在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上，借助星光，大队干部用微亮的手电筒打头阵，从各个自然村带来“扫肓学生”，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大队办的这所全日制小学，大家兴高采烈涌入这所农村“大学堂”，开启了有史以来的扫盲第一课。

我抢先一步跨进教室，环顾四周，发现桌椅排列很整齐。这教室白天小学生上课，晚上办扫盲班，热闹得很。当时一班分成四个组，可坐40个人。我走上讲台，趁人没注意，赶紧模仿一下平时老师的模样，清喉两声，抿唇一下，试发音，觉得还行。这时学生们也接二连三进入教室，很新奇地东张西望，寻名找位。想不到她们虽不识字，却能对号入座。仔细一看，不知为何，清一色女性，男的都没来。

台下，这些“大学生”坐得很不自然，交头接耳故作镇定，我趁机扫视一遍，哇!平时满头散发的小姨扎成长辫，不大讲究的大嫂梳起小辨，村里的黄花闺女还剪起时尚的运动头，时称高丽莱头，平时这些土里土气的乡里乡亲顿时让人感觉耳目一新，我甚至还闻到了花露水和香皂味道。

正值青春年少，又是人生首场“教师秀”，自然也免不了“浓装”上阵——上身是新买的长袖白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再配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自觉很有一番模样地站在讲台上。平时见到女人还会脸红，此时我却显得异常大方，朝台下喊了一声“起立”，却发现没人回应，没有一个人回应“老师好”，我有些尴尬地喊声“坐下”，这场面出乎我的预料。还好，大队长紧接着就来个开班典礼讲话，让我缓了一下劲。

接下来该我上场了。起初，看到我这小小少年站在讲台上，台下的大嫂们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还叽叽喳喳地说我，顿时觉得自尊心受到严重冲击。心直口快的我，马上板起面孔，拿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来狠狠地批评了她们一顿，她们顿时红了脸，不敢再做声了。此刻，我的脸色也渐渐柔和下来，我走下讲台，左手捧着书本，右手拿着教鞭，带她们一块朗读课文，不一会儿，我便和她们一块沉浸在课堂上，渐渐地，我便找到上课的感觉。

可是过了几个晚上，新问题又出现了，坐在最后座那位我的堂姐——大真同学老是打瞌睡。这也难怪，堂姐白天干重活，累得很。堂姐人高体胖，嗓大气粗，又口无遮拦，平日里我真有点怕她。但现在我是“老师”，她是“学生”，我怕她做甚。何况，她这么带头一睡，若不及时制止，岂不是会影响其他同学情绪?我走上前把她唤醒，然后叫她到黑板前听写，但她就是不去。我明白她不会写字，便叫来小珠同学上来听写。我念了5个生字，她竟一字不漏工工整整写在黑板上。平时个性极强的堂姐，顿时脸上红扑扑地站在台下，很是尴尬。

此后，班上的学习氛围日渐浓烈，我也不再轻易发难这些台下的“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扫盲班读书，公社“扫盲办”按上级统一识字标准进行考核，竟人人成绩合格，全体学员全部脱盲。后来，我们大队也被评为平和县先进扫盲单位。为了奖励我们4位扫盲老师，大队给我们每人记上300分的工分作为工资报酬。但我们却异口同声拒绝了，这工分一直没拿。现在想来，这样做是对的，扫盲班让我们也从中得到了锻炼。

“三日没溜走上树。”凡事都要坚持不懈才行。真的，过了几年回老家，遇见堂姐大真时，我问她现在还识字吗?她说先前能写的字又慢慢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又成了文盲了。她还说，她老公因文化低，现在做工程，连两万元的支票也不会开。但也有例外，扫盲班中有对爱学习的姐妹，她们在扫育班识字多，一个嫁军官，一个嫁干部，扫盲班对她俩来说是时来运转的一次人生大转机。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扫盲班的“四教师”也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飞哥当上卫生院长，法哥当了搬运站长，蓝姐是邻村的妇女主席，我也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扫盲班不但不影响我们的学习，反而激发了我们四人力求上进的动力，一生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