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专注于探究阳明地域文化，所以很早就知道在县内安厚镇有一座合祀朱熹、王阳明的文祠，也经过查阅相关史料，了解到一些情况，但却因琐事缠身，或因“近溪搭无船”的心态作祟，一直未能实地考察。年初，因筹办、举办县里的“2020年三下乡启动仪式”而下乡到该镇，终于两度谒访安厚文祠，探微怀古，追缅先贤。尽管现在的文祠只剩下后进一座年久失修、面阔三间的古建筑，以及门前几块卧地而躺的残碑。这些沧桑的古屋、残损的断碑与周边一座座现代的新构相比，显得是那么荒芜、破败，但这却是全省11座祠祀阳明先生(其中9座特祀、2座合祀)遗址中，唯一尚存有古建筑物的祠宇遗存，也是保留碑刻、匾额等文物最多的文化遗址。透过古拙建筑、鎏金题匾、勒石碑刻，我仿佛看到了祠宇过往的威仪与尊严，也似乎听到曾经的朗朗书声……

祀，国之大事也。崇德报功，必有祀典，历来如此。而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祀典既延绵相传，又慎重不滥，正如《礼记·祭法》所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因此，凡是王阳明生前行经、平乱、过化的地方，百姓修祠以祀，以铭记其捍患平乱之功，感念其施民教化之德。其实，王阳明在世时，南赣地区的“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为其立生祠。在阳明先生去世归葬洪溪的第二年，也就是明嘉靖九年(1530)，“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先生。”之后，各地除了文庙依规制配祀王阳明(明万历十二年，从祀文庙)之外，更是纷纷立祠以祀……平和，作为王阳明立功第一站、奏请设立第一个县份，自然不会落下立祠以祀这等典礼大事。早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就按照福建按察司佥事梁佐的要求，在县城(今九峰镇)儒学宫的西南角修建一座专祀阳明先生的祠宇。之后，到了明崇祯六年(1633)，当时的漳州知府是一位王阳明同乡、也是阳明后学，平和知县是一位“浙中王门”的后人，他们都认为“旧祠湫隘卑庳”，决定“移建于东郊”，重修一座王文成公祠，还请黄道周撰书《碑记》。

经历朝代更迭与百年岁月的轮转，到了王阳明奏请设县240周年(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际，平和有幸又迎来一位有文化情怀的余姚人。他就是知县胡邦翰，而且也是阳明后学,《光绪余姚县志》载曰：“其(胡邦翰)莅任以乾隆二十二年，亦岁在丁丑，又皆以壬辰之岁生，平和人因谓文成后身。”胡邦翰到任后，看到同乡先贤奏立县份文成后身之前所修建的阳明祠，却因年久失修而显得不堪。作为“同乡治同邑”的后来者，文成后身胡邦翰心中多少有几许酸楚与惆怅，恨不得再次重建或者修葺一新，以慰先贤,以奠前身。到了翌年春，胡公治理下的和邑，已然是政通人和，民风士气，翕然振新。一天，知县胡公来到安厚巡查，清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登榜进士、时任南胜书院山长的何子祥率领当地乡绅向其请示一事：拟在石鼓村新建一座书院，既为乡里子弟读书提供场所之用，还将合祀朱王二圣，春秋享奠，教化后人。知县胡公听了乡绅们的书院修建规划后，亲自到实地踏勘，大为称赞，认为在此造建书院，远胜于漳州的芝山、丹霞书院。

进士何子祥何以如此热衷推动建院修祠呢?原来，何子祥在少年之时，与同乡赖承可、陈升夏等十余人在此结社读书，曾听闻先辈拟在安厚营下修建一座公益性书院，以毓俊秀，终因“未遇贤父母鼓舞之者”而未能实现，成为前辈的恨憾。于是，大家就彼此慷慨约定立誓：“他日得稍成立，当为前辈践此论。”时序轮转，世事变化。此时的何子祥，虽只是一介书院山长(院长)，尚未得到朝廷的恩授官职，但已是进士及第，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今日，有幸遇到姚江黄甲大儒、廉明果敢的“父母官”知县胡邦翰，何子祥自然想到，应当携友践行诺言，修建书院，以不负前盟。

得到知县的首肯、鼓舞之后，何子祥便与赖升闻、吴步方、张恩授等乡绅一起筹资购地，于寅年寅月(清乾隆二十三年农历正月，1558)伐土动工，花费白银二千余两，修筑一座主体三进、旁翼厢房十八间的书院文祠。鉴于“漳开自唐，而风教盛于朱子。和之建始，于正德丁丑，王姚江以平榛莽而奏置之，存神过化之道，开疆开地之功”，以及“若语譬之一家，朱子祖也，文成补也。俎豆馨香之报，其当合祀也”之故，祠中置大讲堂，祀朱子;登阶以达后进，祀阳明先生，并于卯年卯月(清乾隆二十四年农历二月，1559)竣工。整座书院文祠墙高宇峻，阁静轩明;石柱螭龙，松栋云绕;方屏横槛，朴素自然文章，绿户朱门，高华要归大雅。

文祠建成之后，当朝大学士、“以母老，乞请归养”在漳浦家中的蔡新为之作序，勒石以刻。可惜的是，现在只剩下落款一角，寥寥不足百字。进士何子祥作《安厚文祠碑记》，镌石以记其事，现该碑已断成两截，部分字迹模糊。知县胡邦翰为之题额“向文书院”，是故《平和县志》将文祠载曰：“向文书院。在安厚约。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胡邦翰建。中祀宋朱文公、明王文成公，且以为课士之所。”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福建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杨廷璋为祠题匾“道映儒林”，匾额虽经风雨侵蚀，今日依然显得工艺精湛、典雅高贵。从中可见，安厚文祠在当时名噪一方，且祠以人重，成为安厚一方名胜，促进文风日盛，文明日炽，以文化人，风俗化成。

安厚文祠将祠祀先贤与书院教育二合为一的新举措，让人耳目一新，既让学子诸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读书求学，寓警戒于温恤之中，消倔强于涵濡之内，使之日驯月习，而为乡里以毓英才，更让孩童们自小在心中就以圣贤为楷模，立定为人处世之根本，树牢安身立命之精神，踏上立志成圣成贤之路，而为善良之归。

回望文祠，我依然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之灵，感知到民众深深的感念先哲之思。朱熹道化南来，漳郡而成“海滨邹鲁”;王阳明靖寇设治，和邑而有“民始安堵”。这些早已汇入绵延的历史长河之中，更融到中华优秀文化之中。书院文祠的建成，让安厚一乡文武登蘶科不绝，子弟蜚声黉序，指不胜屈。幸哉，民之所幸;胜哉，事之所胜。胡邦翰造福于民、何子祥回馈桑梓等等振新民风士气的事迹，百姓不忘，至今依然口口相传，不绝于耳……只因为，斯人已去，浩然正气长存;祠宇不言，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