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形成了一系列不对称的变化。比如,在收入分配与财富的占有上一小部分人与绝大多数人的不对称变化。面对这种格局,我国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让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的主张。从外部环境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突显出来。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内需和技术创新仍不足,结构性矛盾——区域、城乡、总供求、收入分配、进出口等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就业形势严峻。这些都要求我们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突破。

    二战以来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演进

    经济发展其实也是矛盾不断展开和克服的过程,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都不可能永久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都是时代的产物,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从兴起到走向没落的循环周期似乎变得越来越短。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周期性衰落的世界经济不断修正着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差不多每隔十年,人们就会发觉某种发展模式已变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政策的主导下,国家干预和财政货币扩张被当成促进增长的有效手段,人们甚至把轻度通胀视作解决问题的良药。然而上世纪70年代,十年中爆发了两次世界石油价格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呈现通货膨胀和增长停滞的双重经济困境。到1979年,凯恩斯主义促进短期需求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执政和里根总统在美国上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989年-1991年,苏联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指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过分突出国家需要、长期忽视居民需求的背景下,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宣告终结。1997年-1998年,被称为“亚洲奇迹”的发展方式在克鲁格曼的预言中破灭。当时,东亚各经济体以战后日本发展方式为样本,对经济实施国家干预,采取出口驱动的增长战略,并推行自由化、全球化经济战略,开放国内市场,对国际投资和金融资本实行开放政策。“新兴市场”模式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被证明缺陷明显并损失惨重。此外,东亚经济危机还掀起了一波经济自由化潮流,就是鼓吹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经济模式——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2007年-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令它名誉扫地。这场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也促使了世界经济的大调整,动摇了以美元和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也动摇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仰。

    事实上,经济发展其实就是矛盾不断展开和克服的过程,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都不可能永久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都是时代的产物,都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切都让国家管”的办法只会走进死胡同,正如“一切都让市场管”的办法也在失业、不平等、收入差距拉大、金融投机盛行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局限。因此,21世纪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景是寻求国家和市场的相互补充与平衡。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还很脆弱,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和国际的不利因素相互影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增大。

    人口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周期是现代经济最具决定性的推动力,它们不仅决定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变化周期,而且也能够通过消费生命周期和工作生命周期告诉我们劳动力的消费周期特征和创新的周期特征。基于人口消费趋势和科技创新周期趋势形成的经济周期,我们来分析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条件变化。

    1、内部条件变化

    人口与消费:首先是未富先老的趋势,我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必须未雨绸缪,在发展上进行战略谋划,主动应对人口老龄的结构变化,调整发展思路。其次是巨大的待就业人口,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考虑社会的失业承受度。最后是人口阶层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制约,这其中,除了城乡与区域的收入—消费结构鸿沟外,更主要的是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结构,给转变发展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制约。

    技术与投资: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在世界各国研发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6%,世界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为发达国家所有;而在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中,来自国外的申请占了82%;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生产的轿车、手机、计算机、程控数据机床等产品不得不向国外交纳高昂的专利费用;信息、生物、医药、重大装备制造等领域常常受制于人。在研发投入方面,我国主要集中在远离生产的研究机构,企业的技术推广和升级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企业自主创新无法形成良性循环,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投资方面,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以外国投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增长模式已潜力不大。由于持续近20年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GDP增速的两倍以上,我国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十分严重。可以说,持续近20年的“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已走到尽头。

    为了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推出两年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规模相当于每年直接贡献近7%以上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2009年新增信贷投放约9.5万亿,超过前两年新增信贷的总和。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在低利率和资本市场流动性长期过剩的情况下,我国也存在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巨大的财富效应损失和信用损失的危险。

    2、外部条件变化

    人口与消费:首先,发达国家“婴儿潮一代”(1946年—1964年出生的人口,是目前西方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体)消费周期的大幅衰减,必将减少我国的对外消费需求,改变对外消费的需求结构。其次,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西方消费的冲击很大,也导致了对我国进口的缩减,使我们不得不调整现行的出口导向政策。未来数年,我国以出口作为增长引擎的时代将基本结束。

    技术与投资:发达国家利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强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此同时,美国经济正滑入二战以来的周期性低谷。技术创新周期的衰退使生产领域发展放缓;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全球化红利的消减、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美国通过美元筹币税和技术标准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受到限制;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使美国金融体系和大型企业进入缓冲调整期,另一方面巨额援助使美国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等等,这些都使得美国对世界的投资、进出口下降,进而对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力减弱,使美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下降。此外,海量游资对开放经济体的冲击依然存在,这些投机性的“飞雁”资本对冲击国的经济没有任何实质性促进作用。

    贸易环境:世界经济正面临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挑战,而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迅猛的发展之后,使世界市场面临着重新划分格局的挑战,经济磨擦不可避免有所升级,世界进入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么多过剩的产能,而国际金融危机又使我国出口按照过去的速度增长变得不可能。

    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还很脆弱,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和国际的不利因素相互影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增大。

    转变方式要从维护市场公平和社会正义着手

    防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发展政策的扭曲,扶民扶弱扶小扶新,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需要着手的重要内容。

    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汲取世界发展方式的历史教训,针对内外部基本条件的变化,主动转变发展思路,适时调整发展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要转变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以外国投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增长模式,就必须摈弃片面追求GDP而不计资源环境成本投入,尽快改革政府和各行各业领导干部政绩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指标体系。要从扶优扶强扶大扶外资的理念转向扶弱不压制强,重点扶弱扶贫扶老扶小扶新,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宏观、中观和微观政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重点防控各级政府、银行和大企业的投资冲动,严控产能过剩,从鼓励扩张向鼓励创新与产业升级转变,重点调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重点调节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重点扶持小企业发展,促进弱势群体就业率提高,提高贫困人口群体的教育、培训、医疗等投入,提升自生能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不公平的市场和不公正的社会,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防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发展政策的扭曲,扶民扶弱扶小扶新,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需要着手的重要内容。

    (林光彬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