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林语堂，除了闲适、幽默、平和、快乐之外，就其人生履痕而言，还要加上一个词，那就是漂泊。

林语堂出生在平和，并在平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从10岁开始，林语堂就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10岁，1905年，林语堂离开平和坂仔，先坐小船到县城，然后坐五篷船到漳州，做蒸汽小轮船到厦门鼓浪屿。从小学到中学，每年回平和一次。尽管林语堂对这顺水两天两夜、逆水三天三夜的航程没有感觉到苦闷和孤寂，而是视之为毕生难忘的美景，但这样的来来去去，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不可能没有艰辛的地方。否则，林语堂也不必在每年假期的时候，不等船驶到坂仔家门口的码头，而是在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下船飞奔，一路喊着“阿母，阿母”，扑进母亲的怀抱。

1912年，林语堂离开厦门，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离家乡更远了，每年的假期，回到平和的林语堂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边跑边喊，但思乡之情自是难免。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林语堂到北京任教。三年后，出国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德国莱比锡之间行走，这自然是一种漂泊。

1923年，林语堂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在北大任教。北京的生活也没有多久，因为支持进步学生的运动，抨击时政，林语堂被当年的北洋军政府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他回到家乡的厦门大学任教。在厦大不到一年，林语堂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漂泊的行程。先是武汉，然后是上海。从1927年到1936年，这应该算是林语堂相对稳定的时间，但期间的1931年，他到瑞士出席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年会。本来这不用太长的时间，可是他顺便到英国与工程师研究制造打字机的模型，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这样他离开的时间就将近一年。因为日军轰炸上海，廖翠凤带着三个女儿回到厦门娘家，体会到大家庭的复杂，也让林太乙初次尝到生命的悲伤和不公平。

1936年8月，林语堂举家离开中国，到美国写作。这一去，就是三十年，直到1966年定居台湾。在这三十年里，林语堂在美国数次换地方、租房子，还到法国等地游历，两次回到中国，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任职，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等等。这三十年，对于林语堂来说，更是个漂泊的行程。他宁愿租房子，也不买房子，也不加入美国籍，林语堂的心在中国，他以这种的方式，提醒自己也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中国人，无论在美国呆多久，他只是把这当成一种旅行，一种暂时停歇自己漂泊脚步的方式而已。有一天，他终将回去。

1966年，林语堂想终结自己的漂泊行程了。他把脚步定格在和老家漳州具有同样闽南文化背景的台湾。他在阳明山，修建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按照自己的设计理念。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林语堂前面的生活一直在以逗号、顿号、分号等等形式进行，阳明山的林语堂的家，才是以句号的方式出现。不过，林语堂在有了自己家的时候，还是在港台之间来来去去，至于到韩国等地参加会议，到其他地方旅行那只是小小的插曲而已。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病逝。但林语堂再次出发，只是这出发是被出发，是他没有决定权的出发，或者说是他事先策划决定的出发。他移灵台湾，下葬在台北林语堂故居。这时候，林语堂漂泊的脚步真正停止了，他把最后的步伐定格在阳明山，定格在仰德大道142号，定格在那个和童年老家平和后花园同样名字的土地上。

回看林语堂一路走来，印象是风尘仆仆，是漂泊。他唯一最为稳定的生活，是他生命中最早的十年，这十年，他就是行走在平和的土地上，这块土地给了他营养，让他感觉“为学养性全在兹”，他写过一万八千字的《林语堂自传》，写过约六千字的《八十自叙》，包括他写过的约六十本书，上千篇的文章，除了常提到他快乐的童年之外，很少写到他的私人生活。

平和，除了是林语堂漂泊的起点，是他的根所在，其实也是林语堂最后的落脚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林语堂的脚步在台湾，在香港，但是他的视线，他生命的意识却依然在平和，离开了平和，林语堂就一直在路上。如果说，林语堂是一棵树，那他的树根和树干都是在平和，他的行走，他的漂泊的履痕是向不同方向伸张的枝条、树叶。无论怎样摇曳，他牢牢地立足平和。

想到林语堂的漂泊，脑海中就出现一幅在哪个影视作品里看到的画面。画面上，都是行走的脚，前前后后交替行进，踢起的尘土飞扬，经过一片湿地，留下的脚印深深浅浅。正因为漂泊，让林语堂类如爬山，所见者越来越远。那么，林语堂已经是一种高度了，是 “当今代表中国走出去的文化高度”，就让林语堂歇歇吧，在亲切的“后花园”，在让他心笙摇动的闽南话中，在唯一一处他自己设计的家中，停止他漂泊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