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林语堂一生之中，以著述为主，学术成就斐然，声名远扬。不过，在他仅有的几次“当官”经历之中，不仅仅是谈不上成功，而是失败，给他亮丽的人生色彩中留下几缕暗淡的色彩。

1926年，林语堂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当时的政府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于1926年5月下旬从北京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林语堂当时任文科主任,，后来又任1926年10月10日成立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总秘。当时林语堂聘请鲁迅、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一批北大的知名人士到厦门大学任教，以致有了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的说法。林语堂当时列了许多计划，大有大干一场的架势，不过这只是美好的想法。后来，林语堂因为受到理科主任刘树杞等人的排挤，因为学术经费产生矛盾，进而和厦大校长林文庆也有了不一致的地方。鲁迅在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大学，前往广州，林语堂也于3月份离开厦门大学，前往武汉。林语堂当时来到厦门，尽管起因是在北京遭遇“黑名单”，但来到厦门大学之后，是很有一番雄心壮志的。不过，套用一句如今的流行语“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心里肯定是黯然无语的。

离开厦门大学，林语堂应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之邀，到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交部秘书。林语堂对陈友仁很是崇敬，也才有了应邀到任。不过对于林语堂当时的情形，林语堂并没有太多记叙。在《林语堂自传》里，林语堂写到“我不能不把这一章纪事删去，只能说我那时身任外交部秘书，住在鲍罗廷的对门，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鲍罗廷或者汪精卫一次。”期间有哪些事情，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太多的记录，身为当事者的林语堂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或许有不足与外人道的想法，其他人士也就没有更多的记忆。不过可以推断，林语堂这秘书也当得不怎样，才会在半年后离职，而且把这段经历视为自己唯一的一次“从政”的经历。

林语堂还有“当官”的经历，那就是出任南洋大学校长。这段经历也给林语堂留下了不少非议。林语堂1954年10月接任南洋大学校长，1955年4月离开，在新加坡的时间也刚好是半年。对于林语堂和南洋大学的恩怨，各界人士说法各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或者说，这是个永远说不清楚的话题。既然说不清楚，那就另外再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林语堂上任南洋大学的时候，他肯定也是想干一番事情，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从美国到新加坡，结果是他这个校长当得失败，最后只有在半年之后就离开了。

林语堂还当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林语堂出任这一职务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陈源的提名，当时林语堂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花光了12万美元的积蓄，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以致“我穷到分文不名，我必须要借钱度日”。可以说，当时林语堂答应出任该职务，是为生活所迫。在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所写的《林语堂传》里，林太乙也写到“父亲为了那份薪水，答应了。”林语堂临上任的前两天，还收到美国税务局的信，通知林语堂要缴纳积欠的所得税三万多美元才能离开美国。林语堂看了信，拍着额头大声叫到“我的天呀!”，流露出万分焦虑的申请。后来林语堂再度向卢芹斋借钱，并领了《苏东坡传》的部分版税，才得以启程前往巴黎就任。

林语堂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和文学组主任之后，成为“行动人”：“开会讨论问题，通过议案、写备忘录、应付人事问题，准时上下班。”这样的工作让林语堂感觉到疲劳不堪，以致林语堂回到家躺在沙发椅上，动也不能动。于是林语堂提出辞职，在法国坎城卢芹斋的“养心阁”暂住，恢复写作生活，后来回到美国写作。当年林太乙看到父亲林语堂的时候，不觉吃一惊。因为林语堂老了瘦了许多，头发开始秃顶。可以说，林语堂当时是劳心劳力，这段“当官”的经历依然是失败。

纵览林语堂一生之中几次的“当官”经历，确实缺乏可圈可点的地方，几乎都是以黯然离开作为结束。林语堂在晚年回到台湾定居，当时蒋介石要任他当“考试院副院长”，林语堂辞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如果林语堂接任了，谁能说又会不会再次是个遗憾的结局。可以说，林语堂不适合“当官”，林语堂是个文化人，林语堂传播了文化，文化也成就了林语堂。